铅笔经济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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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蓝: 交易生育指标？我看行！New!

计划生育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项基本国策，尽管众多专家指出这条政策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但在可见的将来仍然看不到终止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自由交易生育指标，就是在制度框架内的一种改进。

2010年03月10日 7:17 | 404 Views | 28 个评论 | 全文

个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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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出版物

《市场的力量》序言

一篇序言或者一本书，并不能充分论证自由市场的伟大力量。这种论证将是长期和繁重的任务。在正面临重大社会抉择的中国，所有理解和热爱自由的人，都应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帮助自由市场体制在中国最终稳固地确立。这是人生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

经济学并不深奥，但必须学才能会，不能凭空揣摩。《经济学通识》介绍的就是容易理解但不可能无师自通的经济学原理。书中全部文章都经过悉心分类和编排，成体系地涵盖了作者从1996到2009年间从经济学角度对自由贸易、价格管制、经济改革、金融政策等问题的分析。这些文章所清晰表达的推理和观点，在过去长达14年的时间里，经受了公众甚至是业内人士的热切讨论和猛烈批评，但它们今天不仅仍然好好地活着，而且散发着油墨的新香，呈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老读者面前。

·李子暘：何处再觅此乐趣

·周克成：为什么《经济学通识》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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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

本书译者和编辑将把本书中的重要观点写成系列文章，在本社网站发布。其中许多观点非常重要和有趣，可能是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在书中，作者用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详细分析了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其间贯穿着自由和权利的视角，充分展现了美国传统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强大魅力。

David Boaz：《古典自由主义》中文版序言

David Boaz：《古典自由主义》在华出版访谈

刘军宁:警惕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

李子旸：如果国家福利体系缺失——读书笔记一

李子暘:从左到右——读书笔记二

陈青蓝：以个人主义消解民族主义——读书笔记三

陈青蓝：为什么就业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读书笔记四

李子暘：国家隐蔽敛财的手段——读书笔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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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李子暘: 这本美国史太合我的意了

《另类美国史：对美国历史的政治不正确导读》是我最近读到的一本美国历史书，作者在书中大作翻案文章，几乎颠覆了美国人对本国历史的所有重大“共识”，并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我差不多同意作者的所有翻案，读这本书让我非常愉快，大长见识，大开眼界。

李子暘: 到底什么是法治

9787562026242 一部专门针对亚洲文化背景、并且主要是为了帮助亚洲与西方学者就法治问题展开对话而撰写的。在这本小册子里，作者对相关的发展历程略作介绍以后，直接进入对法治核心概念的列举和介绍。作者为法治列举出了九个核心的、不可缺少的特征，或者说九个核心要素。根据这些要素是否存在或是否被破坏，可以判断法治是否存在或是否被破坏。

编辑推荐

保障民生勿忘竞争New!

两会召开，提案议案风起云涌，绝大多数目光都投向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价、就业、教育、医疗等。人民代表为人民讲话，人民委员关心人民疾苦，这是时代进步，百姓幸事。关心民生值得肯定，问题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地达到我们的目标？如果方法南辕北辙，目标就会与我们背道而驰。笔者之所以如此担忧，是因为各类提案议案都将民生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望于政府，就业受阻，房价昂贵，教育不公，医疗困难……无一不是指望政府，而政府也正在满腔热情大包大揽，仿佛它真的无所不能攻无不克。

2010年03月10日 7:29| 204 Views | 4 个评论 |全文

铅笔文章

观点前沿

来论

案例精选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全国出口工作会议上部署第一个五年计划

（转载）电煤库存缓解秦皇岛煤价半年来首次下跌

铁路的制度成本:“旅客请不到假致上座率不足8%”

南都周刊:网络整风让盗版业迎来春天

“黄段子”终于有了国家标准了

浙商热钱转战海南房地产个别楼盘炒至7万/平米

浙商发布投资榜单61城市入围红榜山西列黑名单之首

再让小煤矿开工？

尖刀上的舞者吴英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和谐族群的一盏微光

交易生育指标？我看行！

每年三月份的两会都是雷人议案频出的娱乐时间，让严肃了一年的中国政坛平添了一丝可爱的喜剧色彩。郑渊洁先生在自己的博客里总结了本届两会的“弱智提案”，包括“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国家不应提倡国内游”、“女性经期休假”、“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小学应增加繁体字教育”、“外国人和中国人结婚交纳保证金”、“石家庄名字太土”、“开展审美情绪教育”等等。郑先生总结得不错，这些议案的确足够弱智，但有一条却例外，非但不弱智，相反却闪烁着让人眼前一亮的智慧，这一条就是：“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这条提案的亮点就在于“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画蛇添足之处就在于区分“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后面半条“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也有鼓励少生之嫌，不过考虑到目前计划生育政策的刚性的前提，这一条也算是在政策范围内的妥协，如果再完善一点，那就是“允许交易生育指标”，不愿意生育二胎但是有指标的，可以将指标转让给愿意生育二胎的夫妇，那么这个议案就完美了。计划生育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项基本国策，尽管众多专家指出这条政策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但在可见的将来仍然看不到终止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自由交易生育指标，就是在制度框架内的一种改进。愿意出卖生育指标的夫妇，一定是对金钱的估价高于生养孩子所带来的好处，认为生孩子指标不如换一些钱购买自己想要的其他物品，如买房子，如给第一个孩子以更好的教育，如治病等等；而愿意购买生育指标的夫妇，一定是认为生第二个孩子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抚养第二个孩子。也就是说，这样的交换，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福利改进。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样的交易也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老龄化的趋势。这样利国利民的事情，哪里“弱智”了呢？从权利角度来说，生孩子这种事情，本来就只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与政府无关，政府把干预的领域拓展到女人的肚子里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事情。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政府干预生孩子也必将面临整个社会难以为继的困境。孩子没长大的时候是父母养活，孩子长大了则是自己养活自己，从头到尾都不是国家养活的，不但如此，孩子长大了还要纳税来养活政府，也就是说小孩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会的财富。把人口当作张开的口，只知道吃粮食，不会做贡献，这是对人民的诬蔑，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的计划生育政策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这种彻头彻尾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后果到目前还没有完全显现，很多人还在为“少生了三亿人”沾沾自喜，我们的经济还在享受着“人口红利”，殊不知，在这种繁荣与自豪之中，老龄化的阴影已经悄然逼近，20世纪70年代是出生高峰，目前70年代出生的人还处于社会的中坚，这个问题还不算特别明显，什么时候70年代这批“婴儿潮”的人退休，就是中国陷入长期衰退之日。当老龄化来临之后，“未富先老”的中国将会面临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激增的时代，那时候，我们再想继续用“8%”的经济增长来维持社会的运转就将成为不可能。日本、台湾、欧洲等国家（地区）的经济陷入停滞，很大程度上就与其人口的老龄化有关。一个全是老头老太太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更是如此，因为中国比日本、欧洲、台湾更穷。废除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但是政府的政策都有一种惯性，就像油门踏板失灵的丰田车，如果不是直接撞到墙上，一般是不会停下来的，加之“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灌输了30多年，早已深入人心，人们的观念包括政府官员的观念根本没有转变过来，要想在政策层面结束这项恶政，短期内尚无可能，但是在微观层面，具体到每一个夫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从自利的角度出发，是希望生第二胎的，这也在微观舆论上形成了对“适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在这种民意的推动下，通过一些局部松动生育控制的政策也是可能的。这次在两会上，有代表提出“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其实就是这种民意的真实反映，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说其“弱智”则是一种诬蔑。 “交易生育指标”是一种制度创新，对打破计划生育恶政的坚冰来说，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包产到户”，如果能够通过，当是一件大功德。

是时候制定房地产市场善后预案了

房地产市场一直是舆论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今年的两会也不例外。不少代表都提交了和房地产市场有关的提案。我希望，这些提案中至少能有一个讨论一下房地产市场的善后预案，研究一下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乃至崩盘以后的对策和后续政策安排。人民的代表，为了公共利益，就要不避“乌鸦嘴”的指责，敢于直面现实，愿意承担责任。　　为什么对房地产市场如此悲观？为什么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崩盘的可能？　　房价的一路飙升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引人瞩目的现象，牵涉了亿万人的心思，并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电视剧《蜗居》的热播就说明了公众对房价的高度关注。　　房价飙升，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土地供应不足，一个是货币因素。　　1990年代后期，房地产市场开放。这时，也是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住房需求很高。但土地供应一直不足，严重限制了住房的供给量。供需之间的缺口造成房价一直上升。　　我一直呼吁进行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公众应该摆脱诸如18亿亩耕地红线等错误思维，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住上宽敞舒适的房屋。但看起来，这种观念的转变还需要时间。许多深受高房价之害的人，却也在糊涂地主张维持现行土地制度。　　僵化的土地制度造成房价高涨，让人们不能充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但这种局面还不会造成未来注定会破裂的泡沫。当错误的货币政策也推动房价上涨时，也就同时造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泡沫。　　市场中的货币量应该维持基本的稳定。随着生产的发展，物价应该逐步下降。在一些发展飞速的领域，比如计算机、移动通讯，我们一直都能看到这种由于生产发展造成的价格下降的趋势。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价格下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所以，他们主张适度的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增加出来的新货币进入市场以后，房价被大幅推高了。　　问题是，同期的消费品价格指数，也就是CPI，并没有像房价一样大幅增长。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道理其实不难理解。　　月收入一千元和月收入一万元的人，在吃的开支上可能会有不小的差别。月入一千元的人，可能不得不放弃许多好吃的东西。月入一万元的人，基本上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月收入一万元的人，和月收入十万元、百万元的人比起来，吃的方面可能没什么差别。　　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是有限的。当这些需求大致被满足以后，新增加的收入就不会继续用于基本消费品，而会用于投资、购置房产、奢侈品等方面的开支。而这些方面的价格都不在CPI统计之列。　　个人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至少在主要的大城市，已经摆脱了温饱阶段。这时，新增加了货币，并不会马上涌向消费品，而是会率先到达投资领域。房地产是重要的投资领域，新增货币于是就推动了房价大幅上涨。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为了救市，政府大幅增加了货币投放量。这也就是在进行通货膨胀。许多人根据CPI涨幅不大而否定通胀的存在，这是在掩耳盗铃。　　因此，2008年以后，房价加速上涨，完全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房屋售价和租价之间的比例失调进一步扩大。这足以表明，支撑新一轮房价飙升的主要因素就是数以万亿计的新增货币。　　必须牢记的是，新增货币并不等于新增了任何资源。水泥、钢材、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都不会因为货币的增发而有丝毫增加。增发货币只是制造出了错觉，让人们以为自己掌握了比实际上多得多的资源。人们会不可避免地根据这种错觉进行下一步的投资和生产安排。这就造成了无数的错误生产，并埋下了经济危机的隐患。　　接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继续增发货币，维持错觉，一直到物价普涨，民不聊生为止。另一个就是减少货币供应量，停止制造错觉。这时，错误的生产就会暴露出来。整体经济形势就会陷入危机状态。　　对房地产来说，当货币供应量减小以后，利率上升，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也会相应收紧。他们必须尽快出售手中的房子，否则就有可能破产。同时，贷款购房者的月供也会相应上升，经济危机之下，许多人还会失业，无力偿还房贷。这时，就是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滑，甚至崩盘的时候。　　这时，怎么办？这是现在应该立刻开始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金融系统会受到多大冲击？民众心理会有多大恐慌？房价会下降到什么程度？政府可以做什么？民间可以做什么？种种问题，现在就必须未雨绸缪，做出预案，这样，才能把损失尽可能降低，并尽快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　　我们不能被眼下的经济繁荣景象蒙蔽，而对未来的危机视而不见。实际上，历史上所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之间都是一片繁荣景象。而且，前期的繁荣越兴旺，随后的危机越深重。前车之鉴不远，不可不察。　　能不能居安思危，能不能预先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这是个人和团体，社会和政府，是否成熟稳健的重要标志。因此，我呼吁，两会代表能利用集中开会的机会，敦促有关方面立即着手制定房地产市场的预后方案。　

家传鸭煲为何限量供应？

感谢: 蓝田日暖29的供稿. 　　　　　关于市场类型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竞争市场里的厂商会按照供求相等的条件生产产品，使产品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社会福利实现帕累托最优。人为控制产品价格，将导致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不相等，资源配置低效率，引起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但是，这一结论是在商品信息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取得的，现实世界中，若把正的信息费用结合到市场结构分析中，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家乡新开一家小饭店，特色菜是家传鸭煲。一清早，清洗干净的整鸭加上自家制作的芥菜、罗汉笋、干香菇、中药、老姜等配料，放进一只大锅，在煤炉上用小火炖，约二个半小时后，再加入自家制作的葱、料酒、花椒、猪油、胡椒、鸡精等调料，一盆盆营养丰富、汤鲜味美的鸭煲就可以上桌了。　　鸭煲58元一盆，生意挺好，每天中午常常爆满，去迟的往往吃不到，因为鸭煲是限量生产的，每个上午5只。开业半年内，我与同事去过多次，上午10：30分后，多数情况下订不到菜。鸭煲市场供不应求，说明58元一盆的价格处于均衡价格之下。提高价格增加供给可以提升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为何商家会搞限价限量供应呢？私人鸭煲店不像春节期间的火车票，政府强制控制车票价格，改变价格较难，明显地，改变鸭煲价格与产量易如反掌，提价增量能多赚钱，顾客也有需求，何乐不为呢？　　鸭煲价廉物美是事实，限价限量也是事实，这些事实也的确导致了市场里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但是，关于鸭煲品质、价格及供求的信息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新开的菜馆，客户关于其商品品质与价格信息知道得较少，前来消费者较少，客户之间口口相传就等于免费广而告之。鸭煲价廉物美，才能让吃过的老顾客有激励免费广告，也才能使此类信息成为吸引潜在消费者的卖点。　　另外，鸭煲不是米饭，可以天天吃而不厌，多去几次，鸭煲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长期而言，若无商品创新，老客户是要减少的。故意维护质优价低的形象能吸引潜在客户，在一定期限内，老客户减少，新客户增加，客户群相对稳定，对一家菜馆而言，稳定的客户群基本上就等于稳定的现金收入流。　　要是店主预期一段时间内，鸭煲限价限量损失的生产者剩余小于质优价廉吸引稳定客户群带来的收益，店主就会采取限价限量策略，获取此定价方式下的盈利。　　从以上定价策略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有验证含义的推测。　　一是消费者对商品价格品质信息越缺乏，也就是商品信息费用越高，商家更倾向于搞低价策略。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商家与产品上市时间越短，产品信息费用越高，越容易搞低价促销。这可以从新开培训班、歌厅、美容厅、饭店等往往搞低价促销，新品种化装品，新品种饮料，新品种食品，往往让人免费品尝的现象中得到证实。　　二是在信息费用大于零的市场中，卖买双方交易的均衡点可能落在交换的契约曲线之外。在零信息费用的竞争市场里，卖买双方会按照艾斯沃奇交易方盒进行交易，交易前后，交易双方能从非帕累托最优点过渡到帕累托最优点，买卖双方的交换结果落在交换的契约曲线上。在有信息费用的市场里，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而获利，信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则可能受损。鸭煲的例子中，店主对鸭煲有信息优势，他可以采用低价限量的方式获得定价方式改变带来的盈利，即利用低价方式吸引客户的收益大于生产者剩余的损失，消费者却由于限量供应导致消费者剩余下降，交易的结果落在交换契约曲线之外。　　三是真实世界中厂商定价方式的选择是追求创新租值与定价租值两者之和最大化的结果。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看，竞争厂商的长期超额利润或者说租值为零，厂商拥有一定的垄断能力是获取租值的原因。垄断的来源是独特的技术或创新，本例中独到的鸭煲制作技术是商家拥有租值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有垄断能力的厂商根据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供给产品，追求垄断能力带来的创新租值最大化，而忽视了改变定价方式也能获取租值。独到的技术或者创新能产生创新租值，选择不同的定价方式能产生不同的定价租值，现实世界中厂商将选择这两种租值之和最大化的定价方式。　　从边际角度看，一种租值减少与另一种租值增加相等时，定价方式达到均衡点。本例中，商家边际生产者剩余减少与边际定价获利相等时，鸭煲价格与产量达到均衡点。短期内，消费者缺乏产品信息，低价限量所得的定价租值较大，低价限量定价方式总租值较大。长期而言，随着产品信息普及，低定价租值下降，提升价格增加的生产者剩余会较大，商家会改变限价限量的定价方式。这可以从一般商家或者产品刚推出一段时间采取低价或者免费方式，随后将价提升的现象中得到证实。

收入差距不是问题贫困才是问题

　　3月3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常委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他说：“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困难群众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不过收入差距大不一定影响社会稳定。假如我的年收入10万元，比尔·盖茨年收入300亿美元，我和盖茨先生的收入差距就是数百万倍，这个贫富差距不可谓不大，但我并不会因为羡慕盖茨先生而心生怨恨，也不会因此琢磨着绑架和杀死盖茨先生，也不会因为我感觉自己无能而自杀或者报复社会。道理很简单，我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解决我个人和家庭的温饱问题，还可以让我的生活过得比较舒适，我的基本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因此我没有放弃我的舒适生活而选择成本高昂的仇视社会和报复社会的行为的动机，因为这不划算，用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边际成本过高”。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年收入达到10万元的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如果你认为10万元太高，那我们把标准放到1万元，这笔收入在农村和小城市也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能够有这样的收入的人，也不会贸然采取艰险的报复社会的行动，尽管他们知道有很多人富可敌国，收入是他们的几万倍乃至几千万倍。　　这么看起来，收入差距并不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　　那么，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是什么呢？是贪污腐败，是不公正的致富导致人们的不满？可以算是，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过于贫困以至于难以生存的人群过多。如果人们处于生存的边缘，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那么对他来说，采取偷盗、抢劫、杀人等犯罪行动的边际成本就大大降低了，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坐牢和死亡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　　也就是说，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解决贫困问题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　　这并不是在咬文嚼字，因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也会影响到实际的政策。人们基于对“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的认识，就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劫富济贫的主张。而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就是要对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额税收，以此来补贴低收入人群。而经济学早已证明，高税收是对勤奋劳动和聪明的头脑的惩罚，这种惩罚传递给人们的信号是“不要好好干活”“不要好好赚钱”——这样的负向激励带来的必将是生产力的下降，从而带来整个社会财富的减少，而在这个过程中，受损害的不仅仅是“富人”，在社会普遍收入下降的过程中，受害最深的是最穷的人群，他们本来可以获得温饱，但却因为生产力的下降而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即便是他们因为税收转移而获得了补贴，也会因为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而相应变得更穷。　　要消除社会不稳定，的确应该消灭贫穷。但是消灭贫穷的根本办法不是劫富济贫，而是给人们以创造财富的自由，消除一切对市场经济的束缚，让富人有变得更富的权利，让穷人有自力更生致富的权利，这样，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就会使得水涨船高，即便最穷的人群也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生命诚可贵

两年前，朋友的一位家人不幸患上肺癌，经过一段时间的手术和化疗，情况有所好转。然而不久前，病情出现反复，为了稳定病情，要服用一种昂贵的产自英国的药物，每天一粒要数百元，这绝非一般收入家庭所能负担。全球每时每刻，都不断有人因缺医少药死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患者的痛苦与期待揪人心肝。不少人会感叹生命的脆弱和卑微，也难免会质疑：有了特效药，只要价格降低到大多数人用得起的程度，就能延长无数人的生命，资本家对生命的飘零熟视无睹，何故如此绝情耶？市场上一套组合音响，一台大屏幕高清液晶电视，还有不少人买不起，人们容易明白和理解，这是市场规律，因为生产能力有限，只能按出价高低来分配。然而，当音响和电视换成了能救人性命的药丸，他们态度会有所变化，特效药已经发明出来了，边际成本是很低的。为何不大规模生产去救人性命？一些人感叹市场的冷血无情之余，很容易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政府。譬如，中国每年有高达60万患者死于肺癌，若有特效药能让他们多活几年，按照现在特效药动辄数百元一粒来计算，服用半年，需要10万，国家财政可以包了这笔几百亿的费用。更甚者，各国可以组织起来，凑一笔钱给药厂，买断这种药的专利权，免费供应全球。当然，除了肺癌，还会有其他癌症患者，国家干脆包揽了所有的医疗服务，大家免费看病，幸福生活，这是许多人期盼的。当然，那样大家的收入8成以上都要交给税收了。如果你不愿意拿出你的大部分收入去救助病患，你就该明白这是不现实的。确会有许多让我们无可奈何的事，包括眼睁睁看着生命的离逝。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实中的例子，那些宣告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度或者年代，往往是民不聊生连温饱尚未能解决的国度和年代。还有一种办法，如果我们认为药厂的专利是让生命消失的元凶，干脆取消他们的专利权，甚至立法要求他们交出配方，大家都可以仿制，如同盗版音像产品一样，药品的价格很快会从几百元一粒变成几元钱甚至更低，让最贫穷的人也能支付得起，可以立刻挽留数以千万的生命。如果人类永远止步于目前的疾病种类，不再有新病菌出现，这样做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然而，人类从出现到如今，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新的病毒威胁，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今天和昨天的问题，明天的问题就会更大更多，并且那时再无人理会。一种新药的研制费用是很高的，在欧美国家往往高达数亿美元之巨，并且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验证。当然会药厂赚得盘满钵满，然而，药物也和其他商品一样，会被市场抛弃，因此亏损的药厂比比皆是。一种新药该如何定价，我们无从得知，但如果我们干预了厂家的定价权，药品市场只会变得更糟糕。当然，市场也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面对极为高昂的药物价格，某些贫困地区，极少人能支付得起，并且患病者众，如果能在这些地区大幅度降低价格，使得多一些人买得起，商家的收入也增加，则无疑是一种帕累托改善。上面所说那种治疗肺癌的药物，有原产于英国的，也有印度版的，价格便宜很多，相差八倍左右。而两者效用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配方来自同一家公司。但英国版的是在全球各国注册了专利销售，而印度版的只能在印度销售，其他国家地区销售即属非法。这正是经济学上常说的价格歧视。裴多菲的诗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这里的自由，应视作市场的自由。我们固然可以感叹生命脆弱无常，但同时也要明白，如果为了挽救生命，动辄冀望以行政之力干预市场，那只能让明天的生命更加脆弱和无常。(原发钱经)

一个背叛自己阶层的温州煤老板

“此次煤炭资源整合，小煤矿退出，并不意味民营资本从煤炭产业的退出。” “现在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这样做，更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大做强。” “要赶尽浙商，只是一场误会。由于兼并需要资本，国资相对民资要有实力。这些话是山西政府说的吗？当然，山西政府是这样说的。但是，一个温州煤老板也这样说过。这个煤老板是温州苍南县的黄祥苗。他是苍南县矿山井巷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当会员们悲叹 “这回怕是真的玩完了！”时，他却憨笑着说出了以上的话。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山西政府批准他在昔阳组建一家丰汇煤业集团，他甚至获得了兼并收购昔阳当地10家主要煤矿的权力。图洛克质疑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说，既然央行人为压低利率造成错误投资，那么企业家为什么不能通过反复学习奥派理论，改正错误，进行正确投资？我的回答是：企业家个体当然可以尽量从政府行为中获益，但企业家群体无法通过学习来修正政府的错误，只能是部分企业家获益。比如，如果政府向农业征收重税来补贴工业，那么必然会有企业家投资工业以获得补贴，但获益的企业家无法使工业补贴变成无害的。虽然企业家个人进行了“正确”的投资，但对消费者来说，那仍然是错误的投资。黄祥苗又是一个例子。他的确获益了，但如果所有的浙商都像他这么迎合山西政府，这并不能使所有浙商都像他那样获益。大部分浙商将受损，这是注定了的。如果所有浙商都使用他的招数，也仍然只能是个别人有幸成为山西政府的“合作伙伴”。当然，山西政府将提高挑选这个别的“合作伙伴”的标准，新的标准下，胜出的倒未必是黄祥苗。不管怎样，黄祥苗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的同伴们不讲策略地集会反对煤矿整合，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他的行为似乎也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可想而知的，更多的商人会学乖的。这也是一种学习。

打击囤房无助于抑制房价

临近两会，高企的房价成了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据有关媒体调查的数据显示，其关注程度超过了以往关注度最高的腐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颁布了“国11条”以遏制房价，随后，以北京为代表，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地方版的“11条”，以配合和落实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政策。楼市的“调控”并不是新鲜事，自从2004年启动一轮前所未有的房地产增长周期以来，几乎每年政府都要出台调控政策。然而，房价恰恰就是在这几年的时间涨起来的，政府的调控周期与房价的上涨周期同步，形成“越调越涨”的奇怪局面。究其原因，其实就在于历次的调控政策都把调控的方向搞反了，没有理解决定市场价格的是供求关系，调控房价本来应该通过增加供应、减少交易环节的交易费用来实现，而实际上政府的政策却通过征收重税来压制开发商的供应，通过减少土地供应和打击小产权房来压制住房供应，如此的调控，在货币扩张政策和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催动下，房价只会以更加疯狂的速度上涨。此次“国11条”和地方的“11条”看上去从历次调控中吸取了教训，开始理解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了，至少在政策中开始强调“增加供应”了，这当然是进步。尽管如此，“11条”对“增加供应”的理解过于直接，认为供应不足是因为开发商“捂盘”“囤地”，是因为开发商捂着房子不舍得卖，捂着地等待升值，于是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打击开发商囤地、捂盘”之上，直接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微观市场。这样的手法简单粗暴不说，还可能因为直接干扰市场形成的交易生态而搅乱市场运转，导致价格信号的紊乱，从而导致调控的再次失败。 “打击奸商”是中国古代政府最喜欢用的招数。每到发生灾荒，粮价飞涨，经营粮食买卖的“奸商”们都可能会囤积粮食，因为他们预期未来的粮食价格会继续上涨。这种价格的上涨和商家惜售本来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发生灾荒的时候，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供应减少，必然会反映在价格之上，市场正是通过这样的价格信号来判断市场，从而调整供应，如果预期未来价格还会上涨，理性的选择就是囤积粮食。这种囤积粮食的行为你可以定义为投机，但这种投机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而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且这种投机并没有使得价格的波动更剧烈，相反，正是这种囤积粮食的行为抚平了粮食价格的波动幅度，因为这些囤积的粮食在价格上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必然会投入市场，从而对价格上涨起到抑制的作用。而且，这种囤积行为本身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市场并不是由少数几个奸商垄断的，价格上涨的信号本身就是对其他潜在竞争者的一个邀请，一个地方发生灾荒，其他没有发生灾荒的地方的奸商就会被利润所驱使，长途贩运粮食投入到这个市场，如果价格足够高，本地一些较为殷实的人家也会把自己的存粮投入市场牟利，这些供应的增加会对奸商“囤积粮食”形成制约。而政府的干预，强制“奸商”把粮食投入市场，把价格强行压低，这种拉低价格可能是短暂的，当“奸商”的存粮销售完之后，价格就会以更猛烈的速度上涨，而且，强行拉低价格，会对其他的潜在供应，如外地的粮食以及本地普通家庭的存粮投入市场的可能性产生抑制，从而使得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紊乱，本来会很快结束的上涨周期可能就因此拉长。粮食如此，住房也不例外，如果我们要想把价格压下来，我们应当找到影响供求关系的真正原因，取消那些阻碍市场供求正常运转的政策和人为的障碍，而不是对市场的正常交易行为进行干预。诸如“开发商应3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可售房源、限制外资购房、加大房地产市场执法检查力度”、 “在公开销售24小时之前，按照‘一套房一标价’的方式明码标价”这样的粗暴政策，且不说要执行这样的政策需要动用多少行政资源，监控难度有多大，奸商们有多少办法可以化解。就说如果这样的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就真的能够完成其抑制房价的使命吗？很难。因为住宅的建设周期决定了短期内住宅的供应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住宅的建设周期，从拿地到形成市场供应，平均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现在市场上供应的新建住宅，基本上是一年多到两年以前拿地的，短期内住宅的供应数量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的房价预期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而不会对抑制房价产生太大的作用。相反，这种对正常市场交易的抑制会打击开发商的信心和投资，从而在实质上压制了对将来市场的供应，为将来市场的房价上涨埋下隐患。房价飞涨的源头其实不难找，一个是土地，一个是资金。资金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不升值导致货币泛滥、通货膨胀，这些多出来的钱形成了对房地产的旺盛需求，这是房价飞涨的根源；土地方面，由于土地供应由政府垄断，“18亿亩耕地红线”和城市土地规划限制了土地供应，政府还对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疑虑重重，对小产权房进行打击，这就在供应面上限制了住房的供应。供应受限制，需求旺盛，房价焉能不涨？因此，政府如果真的有心要抑制房价，抓住这两个关键就可以了，一方面，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另一方面，废除荒唐的“18亿亩耕地红线”，让农村土地自由上市交易，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只要做到这两点，房价将会大幅度下降。而打击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不但是没抓住重点，而且是南辕北辙，效果会适得其反。

两个活宝名词

有两个名词，像一对活宝一样，频频出现在各种专家口中和各种媒体之上。不懂正确经济学的人，会认为这两个活宝名词真是有用的概念，他们也跟着专家把这两个活宝当宝贝，念叨个没完。但理解社会经济规律的人，对这两个活宝实在是受够了。不知到什么时候，大多数人才能厌弃这两个活宝名词。这两个活宝名词就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最近，政府又在发文，要求制止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被这个活宝名词折腾的行业还有很多。无数人不停地念叨着生产过剩，但就是不肯稍微多动一些脑筋，思考一下是否真有什么生产过剩。生产怎么会过剩呢？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生产却需要成本和资源，必定是有限的。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在生产这里，怎么会以有涯随无涯，不但不会殆，还动不动就会从有限变为过剩。脑子直的人会想，生产自然可能过剩。比如人一天只能吃三顿饭，充其量一两公斤粮食，到头儿了。如果粮食生产过多，超过人的食量，自然就过剩了。也许应该提醒一下这些脑子直的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等于人的胃口是无限的。人的胃口当然有限，但谁又规定了粮食只能用来吃呢？如果粮食多了，可以用来酿酒，还可以用作饲料，变成肉蛋奶。再多，还可以用来制造汽车燃料。如果实在太多，多的不得了，干脆拿去烧锅炉，用来取暖。可见，不管生产出多少粮食，总是可以派上用途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所谓生产过剩完全是逻辑不通。耗费资源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过剩这一说，只有不足和稀缺。当然，至少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下，人们还不会把粮食拿来做燃料取暖，那样不合算。可见，所谓生产过剩，实际上是生产错误。生产者当初设定的生产方式，要求相应的成本，这种成本无法通过日后的销售收回。生产者会因此陷入困境。如果他坚持高价，人们不会买。商品积压，看上去就是生产“过剩”。如果他降价，就会入不敷出，造成亏损。而这种困境是他当初的错误决策造成的。市场机制毫不客气地用这种困境强迫他修正自己的错误。但明确的事实是，只要他降价，没有卖不出的东西。所以，不存在过剩的问题。图书积压，销售困难，可大批废纸回收商就等在门口，等着按废纸价购买这些图书，多多益善，越多越不嫌多。图书生产永远不会过剩，可能有的只是生产错误。错误地判断了消费者的需求和价格承受能力。如果存在生产过剩，人们要做的就是压缩生产。但如果是生产错误，人们要做的就是改变错误，调整生产，调整生产结构和生产成本。显然，调整比简单的压缩要复杂得多。试图回避这种复杂，创造出莫名其妙的过剩概念，只能是自欺欺人。说完生产过剩，再来说说消费不足。各种专家对消费不足的顶礼膜拜简直已经和闹剧无异。所有的经济问题，根源似乎都在于人们不是败家子，不肯把兜里的钱花光，不肯吃光喝净。我希望人们在念叨消费不足之前，至少能花一点点时间，想想到底什么是消费。消费就是消耗各种资源，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比如吃了一个面包，从饿变饱了。比如开汽车出去兜风，汽油没有了，车被磨损了，但兜风的瘾被满足了。脑子直的人认为，消耗各种资源，才能让生产者有市场，能继续生产。因此，消费要多多益善，市场才能销路大开。之所以说这些人脑子直，是因为他们只看到消费消耗了资源，创造出了销路，就以为这是市场销路扩大的唯一方式。他们想不到，储蓄和后续的投资，同样也会消耗资源，也会创造出市场销路。而且，储蓄和投资创造出来的市场销路更大，同时，还有其他更多的好处。这个更多的好处就是，同样是消耗了资源，消费换来的只是人们当下的满足，但储蓄和投资在消耗了资源以后，却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可以用来满足人们以后更长远、更丰富的满足。脑子直的人不理解其中的道理，一味要求人们扩大当下的消费。实施这种主张的代价，就是减小了储蓄和投资，也就减小了更大的市场，减小了未来更大幅度的人们的满足。这其实是三尺童子都明白的道理。如果他一天就吃完所有的糖，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就没糖可吃了。如果他一天就把玩具玩烂，以后他就没有玩具可玩了。但许多饱读诗书的成年人却忘记了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不停地抱怨人们当下的消费太少，却丝毫也意识不到，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不是今天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脑子直的人可能终生也想不清楚消费和储蓄的关系。为了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我打算继续再写一篇文章“怎样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不过，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让我再一次表达对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这两个活宝名词的厌恶和不耐烦。人类对社会规律的无知，典型地体现在对这个活宝的深信不疑上。更可憎的是，这两个活宝不仅提供了可笑和荒谬，许多手握重权的人，就因为热爱这两个活宝，于是使用自己的权力，把人们折腾得五迷三道，让无数人的辛苦努力化为乌有，让许多本可以过上富裕、祥和生活的人，还在贫困和辛劳中挣扎。这是最大的不人道！

张五常：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最低工资

作者: 张五常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攻进神州，销量不俗。不是很畅销，但不俗：开头三个月印制了三次，据说共七万册，从一个十三多亿人口的市场看不怎么样。然而，考虑到该作是纯学术论著，属研究院的读物，难度高，就是高斯也说对读者的要求大，上述的销量不能再苛求了。从一些读者的评论看，他们读得懂。我感激，因为要用上心机。从来不为卖钱写文章，但有读者重要，就是捱骂也值得。血浓于水，写到中国我往往不管有没有读者，但求一抒胸怀，或一吐为快。北京的朋友可能懒得读，因为到今天他们还在放我一马。内地的干部及商人对国家的事历来关注。动笔写《制度》时，我战战兢兢地写，因为知道在事实的细节上很多人知很多。如果我走传统的学术象牙塔的路，大教授会被视作傻教授了。我的贡献是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把不少人知道的事实细节连接起来，砌成一幅看得通的图画。很不容易，十分艰难，可幸在有关的理论上我下过数十年的功夫。纯从理论那方面衡量，《制度》一书的贡献是在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我想了很久才决定放弃自己专长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来减少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这是避开了较为抽象的产权理念，使我在推理时每一步能脚踏实地。目前，高斯是唯一的知道这第三节是重要的理论发展的人，但我深信，如果正在搞得一团糟的新制度经济学再有抬头之日，从事者一定要向那第三节的道路走。真理的发现是看到了一条明确的信道，这信道此前没有人到过。我在神州版第八节的后面补充了四点，其实是再澄清原文说过的。一、私有产权与市场运作对经济发展无疑重要，但一个制度的合约结构怎样织合有很大的决定性。二、不同国家的资源局限有别，适用的合约结构可能不同。中国是个人口多，天然资源相对地少的国家，发展出来的县际竞争制度妙绝，但不一定适用于一个人口少资源多的国家。三、因为县干部的收入是直接而又正数地跟增长的速度联系着，他们频频催赶投资者动工，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其他制度高出五个百分点不能说是「过热」。中国从来没有西方经常提及的「商业周期」这回事。四、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形成，政府或共产党的插手不可或缺。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制度，从西方进口的政策一律不妥，会合起来容易闯祸。最低工资是进口货！我不明白为什么北京不利用县际竞争来处理劳动力及其他好些经济问题。捉到鹿怎会不懂得脱角的？在《制度》的后记中，我质疑北京为何不先让几个县尝试那新《劳动合同法》，见效果可取才全面推广。跟着二○○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发表《北京要利用县际竞争处理劳动法》，建议北京让每个县各自设计，或采用北京设计的，或容许企业有自己的选择自由，来处理劳动事宜。整个地球只有中国有那么方便的县际竞争制度，效果如何，孰胜孰负，是不难观察及判断的。我要提出两个重点。其一是那重要的增值税。全国划一地定为百分之十七选得好，而地价的弹性调整解决了佃农分成的效率问题。我解释过，这增值税其实不是税，而是佃农分成的租金。在县际竞争下，这租金上升是说经济发展得好。县政府一般重视增值税的总收入，其分成的方程式我解释过了。这里要指出的重点，是增值税最主要的部分是劳动力的工资。工资愈高，增值税收愈高，水涨船高，县干部的收入随之而上。换言之，在县际竞争与增值分成这制度下，我们不用担心县干部不重视劳动工资的全面提升。第二个重点是神州大地今天的流动人口多，离乡别井如吃家常便饭，而县干部是要争取劳动人口自己才可以吃得好。换言之，让县选择劳动法例，让县决定有没有最低工资，对工人的利益而言，会远比北京上头目前的政策有效。不要管县干部怎样夸夸其谈，工人跑掉他们会哭出来。是的，人口自由流动是强迫县际竞争、强迫善待工人的重要保障。不久前江苏要提升最低工资百分之十二强，该省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最低工资。读报道，是市的决定，由省批准，因为是全面性的提升，其含意是强迫性的了。我认为做得不对，因为最低工资的或有或无，或高或低，应该由县作主。这类经济政策的利与害，县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而对工人收入增长的关怀，从北京到省到市到镇到村，没有一个管治阶层比得上县来得贴切。最低工资的或有或无，或高或低，如果由县作主，工人的收入增长得好是赢，增长得不好甚或倒退是输，而这些会清楚地反映在增值税收的变动上。县的选择可能出错——任何层面的决策也可能出错——但在县际竞争下，我不怀疑假以时日，经验的调整会带来对工人最可取的效果。我担心的是最低工资这回事，易加不易减——一九一四年美国当时租值奇高的福特车厂大手推出最低工资就中了计。一个县自由地选立最低工资，或把最低工资提升了，其后知道是错误的决策要修改或取缔不容易。事前说清楚可以随时修改有助，但要取缔或下调最低工资不会易到哪里去。有雇主的工人像任何市民一样，只管自己目前的利益：他们无从推断将来的利益或经济整体的利益对他们的影响。如果北京能真的大手把权力下放，让县自由地选择最低工资的或有或无，所有县的政府会选择没有最低工资吗？一个采纳最低工资的县，在县际竞争下会败下阵来吗？通常是，应该是，但不一定。我想到如果不同的县的企业有很不相同的租值，逻辑上某些县可以采纳或提升最低工资而某段时期成为赢家。是难度高的经济分析，这里不说，要说的是让县际竞争决定最低工资的或有或无，或高或低，对工人的前途最上算。（本文原载张五常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hm5p.html ）

政府支出的幻象

神仙们的法术用的都是“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式障眼法。周星驰演的电影《济公》里有个情节，济公给一个乞丐一堆银子，让他去妓院泡妞，告诉他不可耽误时间，快去快回，否则时辰一到，银子就会变成一堆狗屎。后来，果然银子变成了一堆狗屎。因为这堆银子本身就是狗屎变的，济公的变化不过是使用了障眼法，用法术遮住了人们眼睛的辨识能力，让这些凡人只能看到济公遮盖在狗屎表面的幻象，他们只能看见“看得见”的，而无法看见事务表层之下的“看不见”的东西。政府花钱进行公共建设支出，修路架桥，还以为这样能够“创造”就业，“创造”财富，这何尝不是这样的一种障眼法，一种幻象。春节的时候，我到山西太原去过年，从北京出发，五六百公里的距离，高速铁路3个小时就到了。坐在子弹型的新型和谐号车厢里，窗明几净，座椅可调节，列车员也都是身着很像空乘服装的雅致制服的漂亮妹妹，泡上一杯咖啡，拿出一本书，看着窗外飞驰的华北平原的雪景，这样的旅行的确是人生的一大享受。车上提供铁路局自己办的旅行杂志。翻看这本杂志，看到一篇文章，说“高速铁路的出现将使中国的春运问题成为历史”，文章以算术的方式告诉读者，“一条铁路线，以前时速60公里，一天可以对开10趟列车，载客能力1.5万人；现在时速200公里，一天可以对开40趟列车，运客能力6万人。如此，春运问题还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3个小时转瞬即过。舒适的旅程的确让我忘记了春运的存在。后来，和朋友谈到乘坐高速铁路的愉快经验。那位朋友说：“看。政府支出也不是一无是处嘛。你不要一味反对政府的公共建设嘛。要不是政府投资修高速铁路，这一趟你还不得花上个两天两夜排大队买票，然后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车，车上挤得上厕所都上不了？”我当时就提出了反驳，争得很厉害，争论当然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谁也无法说服对方。这位朋友的话代表了多数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政府投入四万亿搞“铁公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方面这些建设项目带来了相关产业的生产，解决了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基建项目尤其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地铁等项目，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提高了商品和人员流动的效率，带来了经济的增长，这种对经济的促进的作用可能超过其投资的若干倍，而如果没有政府的投资，这些都不会出现，因为私人资本不会有胸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眼光，也没有实力筹集到那么多的资金。正如我那位朋友说的：“如果你们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阻挠成功，还会有这条高速铁路吗？你到太原还会这么便捷吗？” 这些观点当然很有迷惑性，它不仅仅能够迷惑没有经过经济学训练的普通民众，也会迷惑住大多数经济学家。实际上，这种观点错得很简单，但要真正通过说理来说服对方其实并不容易，困难在于，在那些笃信“眼见为实”“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普通民众乃至经济学家面前，你很难拿出实例来说服他们，因为你不能举出不存在的东西来，举出来也很难被理解。他们眼里只有舒适快捷的高速铁路，他们相信直接结果，而很难看到也很难理解间接结果。四万亿的投资当然不会全无用处，高速铁路的确可以带来物流、人流的快速流动，运输效率的提升。但在这种“看得见”的直接影响背后，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想象力，看到这条高速铁路的背后，是没能盖起来的房子，没能生产出来的汽车，衣服，洗衣机，是那些没能找到工作的失业者。四万亿的投资不是政府凭空变出来的，所谓四万亿投资“创造”出来的高速铁路，每一分钱都是从别的地方“挪用”过去的。从哪里挪用？从你日常的开支，你买房子的钱，你孩子上学的学费，你每天从超市买的肉、蛋、水果、蔬菜。造铁路每花一块钱，就得向纳税人征一块钱的税，要是造这条高速铁路要花1000亿元，就要全国人民每人贡献出将近100元，而他们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买别的急需的东西的。这是必然的，如果政府不直接收税，就必然通过通货膨胀来向每个人收“通货膨胀税”。四万亿投资也没有“创造”就业。我们看到这条铁路让那些与政府公共工程有关的行业就业增加的同时，因为上面所述的人们其它方面开支的减少而相应使得其它行业的就业减少。也就是说，就业并没有增加，而只是发生了转移。造高速铁路“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必定会破坏掉其它领域的就业机会。很多经济学家用“看得见”的数据告诉我们铁路施工人员就业增加了，于是政府支出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就深入人心。他们看不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汽车工人、制衣厂工人、超市营业员、农民的就业人数减少他们是无法看见的，因为这需要想象力。同样的，认为如果政府不投资修建高速铁路，私人就不会投资，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调，而要让他们相信他们的观点的谬误，也需要开启他们的想象力。在铁路出现的最初的一个世纪，建设美国全国铁路网，建设横跨整个大洲的铁路的都是私人资本，单个的投资者当然很难有那么大的实力，即便是让比尔•盖茨拿出全部身家修建高速铁路，也建不了多少，（500亿美元，合3000多亿元人民币，最多能够修建一条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市场经济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现代资本市场筹集民间资金的能力比主权政府要大得多，如果市场认为高速铁路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业，不用政府强制收税，自然会有让你想象不到的海量的资本涌入。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铁路是政府垄断的事业，并没有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在民间资本进不来的情况下，你不知道民间会不会做得比政府更好，也不知道民间资本会不会修建出比目前的高速铁路更加舒适便捷而费用便宜的铁路，你更不知道市场会不会发展出比高速铁路效率更高的交通方式的时候，你却在那里讴歌政府投资建铁路的“功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道理了呢？政府的公共建设有作用，但看得见的作用背后，我们更应该发挥想象力，看到其背后“看不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