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经济研究社

广渠路15号地块会是中国的新地王，这早在人们意料之中。然而6月30日的拍卖结果还是有些地方超出了业界的意料。意料之外的有两点。第一是价格竟然达到了40.6亿元，楼面地价达到了1.45万元/平方米（楼面地价的意思是在该地块上规划建筑的面积当中，每平米面积所包含的地价成本），按照业内的计算公式，预计广渠路15号建成后的房价必须达到2.7万元/平方米以上才可能赢利。而周边可参考的楼盘珠江帝景的价格是2.2万元，珠江帝景是成名多年的成熟高端楼盘，与之相比，不知道胜出的方兴地产将新地王卖出2.7万元的均价信心何在？意料之外的第二点是，华远、保利、SOHO中国这些财大气粗的名企均落败，而胜出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方兴地产。这个方兴地产原是大型国企中化集团旗下做房地产的子公司，以前并不出名，在业内只是一个中型公司，这样一个公司，其副总经理在拿到这块地之后仍满不在乎地说：“40.6亿元并没有超出我们的预算。”，资金之雄厚令人乍舌。当时现场，潘石屹在一次次小心翼翼地举牌，一次次被对手毫不犹豫地超出之后，不得不放弃，后来激动不已的老潘站起来对方兴地产高喊“你牛！” 我们不知道这个以前并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开发业绩的公司哪来那么多的钱，我们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也不敢说这钱就一定来自于其财大气粗的央企母公司，但我们有理由对这一点进行合理猜测。这个中化集团拥有数千亿的资产，在世界500强中排名200多位，我们很难相信，这个央企巨头的巨额资金会和其子公司方兴地产的天价拿地毫无关系。房地产从2月份开始回暖，到4月份，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购房者都确认了房地产上升的趋势，而到五、六月份，已经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进入了量价齐升的飙升的状态，房价上涨的疯狂程度和买房如买白菜的火爆已经超越了07年。这次广渠路15号的“地王”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之前的几天，北京的广渠路10号、亚奥板块就先后涌现过地王，而在广州、上海、重庆、深圳等地也是地王频现。在整个经济基本面没有扭转颓势的情况下，在外贸大幅下跌，工业生产低位徘徊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一枝独秀让人感觉无比的诡异。尽管很多专家否认，但我们很难不把一季度到现在超过6万亿元的贷款规模以及4万亿经济振兴计划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货币出笼的时间和房地产市场以及股市的上升曲线，从图表上来看结合得太过完美。成思危最近也承认：“今年一季度以来信贷快速增长，其中确有一部分资金流入了股市和楼市，这也是造成目前股市和楼市暂时回暖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第一季度从银行信贷转到投资领域的资金大概是2.4万亿元。过量货币的流入必然造成商品价格的上涨，而这个过程中也并不是所有商品价格齐涨，因为货币的注入是不均匀的，常常是生产资料或者资本品价格率先上涨，而中国房地产市场率先繁荣，地价、房价齐涨，地王频频出现，正是这个过量货币注入过程的反映。用崔健的歌词来说就是“新地王是新通胀下的蛋”。也就是说现在通胀已经发生，只不过目前只体现在包括房地产、股市以及资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在内的资本市场上，而消费品物价由于传递过程的滞后，并没有出现全面上涨的情况，体现在CPI上可能仍为负数。这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很奇怪的状况，很多经济学家面对这些互相打架的数字，为了自己理论架构的完美（也有的经济学家是出于为政府政策辩护的需要）而坚决不承认通胀的存在，甚至高喊“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防通缩”，也有一些诚实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家承认资本市场和原材料市场火爆的现实，但他们把这种现象用很别扭地用一个费解的名词“通胀预期”来解释，认为这是一种对未来通胀的预期而产生的预防性投资行为，这样的解释既苍白又无力，反映出现有的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学体系对现实经济运行的隔膜。而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尊重常识的话，我们就会以很简单的逻辑分析出天量货币的出笼和地王的频频出现、房价的飙升之间的关系，也会很清楚地看到通胀的狰狞鬼影。而这样为了振兴经济而制造出来的通胀，往往并不能带来经济的健康增长。我们在现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巨量的货币并没有投入到实业产业领域，而更多的是进入了房地产和股市，制造出新的一轮资产泡沫，为我们的整个经济体埋下巨大的隐患。这个隐患就在于，泡沫终究不能持久，以更大的泡沫来掩盖旧的泡沫，固然可以让现在的经济数据好看一点，但其代价可能是更大的泡沫破灭和更大的萧条。专供网易财经转载必须注明出处、链接。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经济危机系列谈（九）纸币膨胀

九、纸币膨胀打开商业周期理论大门的密码，就是通货膨胀。通货，就是货币，货币膨胀，当然不是指票子的面积变大了，而是指货币数量增加了。也就是在社会正常流通的货币之外，又人为制造出了一些新的货币，并投入到流通中。通货膨胀是纸币时代的产物。如果以黄金为货币，是很难有什么通胀的。人们还没有掌握点金术。纸币说到底不过一张花纸头，如果愿意，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印刷成本相对于纸币的面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财富并不会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结果就是货币相对于真实财富的贬值。更多的钱追逐并没有更多的财富。纸币出现以来，世界各地的政府几乎一直都在多印钞票、制造通胀，并从中渔利。哈耶克对此评论道：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人们对通货膨胀有许多误解。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认为通货膨胀的后果仅仅是抬升物价，并进而认为，如果没有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由于有这种认识，他们往往愿意接受温和的通货膨胀，认为这种温和的通胀可以刺激生产、缓解经济萧条。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定要在通胀和失业之间做选择，他们宁可选择通胀。因为失业打击的是少数人，而通胀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后者看起来更平等一些。这些观点不理解通货膨胀的本性，也严重低估了通货膨胀的后果。通胀绝不是平等作用于所有社会成员的，通胀的危害也绝不仅仅在于物价的上涨。对一个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到底会有什么后果？思考这个问题，和思考生产结构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引入时间因素。不考虑时间因素，通胀就是所有人口袋里的钱都瞬间、同幅度地增加。如果真实的通胀果然如此，那可以说，通胀对经济几乎没有影响。假设每个人口袋里的钱都瞬间增加10倍，或者5%，同时，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瞬间也上涨10倍，或者5%，那所有的经济关系都不会发生变化，只是币值发生变化而已。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如日本、使用欧元前的意大利，他们的币值都很低，普通的商品，物价动辄数万元、数十万元。这能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国家的物价贵吗？当然不能，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货币票面值比较低，但票面值高低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些国家愿意，随时可以用一个统一的行政命令改变票面值。俄罗斯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宣布所有的卢布面值同时减去三个零，也就是缩小1000倍。俄罗斯因此发生超级通缩吗？当然没有。可是，真实的通胀从来都不是瞬间完成的。通胀的发生需要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增加的货币在经济体中逐渐流传开、蔓延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货膨胀对经济体的生产结构造成了破坏，并引发了商业周期，造成了本不应该出现的亏损、破产和失业。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通胀中造出来的新货币，其实是废纸，是“膨胀”的结果，不代表任何真实的财富。一言以蔽之，这些新货币和伪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当一大笔合法的伪钞逐渐进入经济体以后会发生什么。首先，让我们看看合法伪钞是怎样进入经济体的？或者说，是通过什么途径和入口进入经济体的？为此，就要知道，那些合法伪钞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概括来说，合法伪钞有两种来源：一是政府加印钞票，也就是纸币膨胀。二是银行部分准备制度。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增发钞票呢？他们具体又是怎么做的呢？政府增发货币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入不敷出，缺钱花了。或许因为公务开支增长太快，或许因为想要扩充军备，或许因为战争，或许因为福利保障体系已经入不敷出，或许因为各项财政补贴的增长太快，或许因为政府想要大笔投资，向经济体中“注入流动性”，等等，等等。政府总是不愁找不到花钱理由的，反正他们花的都是别人的钱。有时我想，流动性不足，需要注入流动性，这可真是天才性的发明！对政府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加印钞票的理由吗？不但可以借机得到大笔的合法伪钞，这一切还都是在拯救社会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名利双收！当找到理由以后，政府就着手安排印钞了。其方式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直接的多。以美国为例。美元是由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印刷局负责印制的，但发行由美联储负责。当财政部觉得缺钱时，就安排印刷局印钱，然后把票子卖给美联储。疑问：卖给美联储？美联储拿什么来买？拿一个账号来交换。美联储收到崭新的票子以后，比如1000亿美元，就会给财政部提供一个内有1000亿美元的账号。然后，在这个数目内，财政部就可以开支票花钱了。这不就是双簧戏吗？这不就是财政部自己印钱自己花吗？的确如此，事情就是这么直接。难能可贵的是，财政部和美联储还把这个双簧戏演得有模有样、煞有介事。一切都非常严肃和正规，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实质其实就是——合法伪钞。那中国呢？人民币是怎样印制发行的？非常抱歉，和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一样，我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国家的制度的运行秩序。在公开的资料中，我还没有找到对中国货币发行过程的详细介绍。如果有读者是这方面的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除了政府加印钞票造成的纸币膨胀以外，另一个增加合法伪钞的办法，也就是另一个通胀发生器，是银行部分准备制度。这是下一节要介绍的内容。

阿狗语录

感谢: 阿狗的供稿. 市场经济以个人的独立和责任为前提，提供了清晰的道德准则，但是他并不保证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自由主义应该是开放性的前瞻性的思想他面对人类社会和思想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对所有的可能性做理性的探讨和分析仅靠理论和逻辑是说服不了混乱的脑袋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理性思考把财政赤字看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看做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这个个可悲的错误意识是要通过教育，通过社会影响进入个人的观念体系中人的本性中，的确有浮士德式的那一面大众的无知，知识分子的智识上的不诚实不道德上帝造人，就给人沉重的个人责任背负着；正是力图摆脱这种个人责任的思想倾向，导致了一系列混乱的社会理论凯恩斯之前个人节约是美德，所以国家节约也是美德凯恩斯之后，国家跟个人不同，国家的节约不是美德进而，国家和个人又是相同的，既然国家节约不是美德，个人节约也不是美德完成了大超越当他们提出经济推理和政策建议的时候，那些复杂演化的方法就消失了一个人皮肤生疮，处理的办法不是清除体内的毒素，而是把那些疮管起来经济危机不是市场失灵，是市场太灵当政府执行一般规则的时候，总是使交易费用下降；当政府执行特殊规则的时候，总是使得交易费用上升一大群人格道德都不健全的人，是无法维持一个自由社会的文明可以进步而不是倒退，那是因为有秉承真理并矢志不渝地坚持它的人全体自由主义者们组成一个国家，会很快分化出一批社会主义者全体社会主义者组成国家，会慢慢分化出自由主义者有意义的是，习惯的建立不是为了遵循，而是为了打破不在边际上的行为是不值得讨论的只要做蠢人的代价足够大，蠢人也会看起来聪明某岛上的居民去了一次美国看见人家的电视机很好玩觉得这个真是个好东西就把那个电视机的样子原原本本画下来回到岛上，大家一起努力用尽了岛上的一切材料，费了好多工时终于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方盒子来但是他娘的，咋就没有影像呢这就是我们的股份制改革 ………… 滥发货币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滥发货币就是通货膨胀

公积金政策劫贫济富

公积金被认为是一个造福穷人的政策，但实际上它却给人们带来了“劫贫济富”的效果，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到这点：首先，公积金政策让穷人帮富人集资买房。一般来说，人们只要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单位上班、工作，就得缴纳住房公积金。但并非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就人人都具备购房能力。这是因为，无论人们要买的是什么房子，都得支付一定的首付款，这首付款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而能首先掏钱支付首付买房的，无疑是相对富有的人。这些较富有的人，先买房能得到公积金贷款、能尽早把自己缴存的公积金提取出来。而那些家境贫穷，支付不起购房首付的人，则只能白白缴纳公积金，让自己的钱在帐户里睡大觉了。客观效果，就是穷人帮富人集资买房了。这是劫贫济富。其次，公积金政策用穷人的钱为富人盖房子。2009年5月20日，住房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就联合发出红头文件，要求“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要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 都说“廉租房”是盖给穷人住的，但是，住在廉租房里面的，可未必是真正的穷人。不说这廉租房可能被城里的富人、达官贵人的亲戚住进去，就是住进去的都是城里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只要和乡下的农民相比，这些住进廉租房的“城市穷人”，还是算富有的。如北京在2009年最新作出的调整，就规定人均月收入697元以下的家庭都可申请廉租房。试问，在中国农村，有多少农民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可以达到697元？而很多从农村来人，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就得开始缴纳住房公积金，而这住房公积金的收益将用来建设廉租房，出租给实际上比他们的家庭更加富有的城里人居住。这是劫贫济富。第三，老百姓缴纳的公积金养了一帮富人。这帮富人就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员、公务员。说这些官员算“富人”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一，如周其仁教授推测的，近年来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屡创新高，显示公务员收入“偏高”了。而作为公务员的一份子，这些管理巨额资金的公务员，收入不太可能比其他的公务员低。二，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在2009年3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的“业务支出”高达283.46亿元。公积金整个盘子虽然不小，但它业务、管理都不复杂，也不需要特别多的工作人员，但一年的支出可以高达280多亿，可见他们的工作人员收入不会太低。三，上个月闹得沸沸扬扬的广州公积金管理中心，被曝出2007年全年的管理费高达2000万元人民币，而该中心的编制人员，却只有72人。虽然该中心有相关负责人出来“澄清”，说他们的普通工作人员收入并不高，但是，只有72个人的单位，一年却花掉2000万元，你认为他们的收入会比普通人低吗？况且，即使他们的普通工作人员收入不高，那他们的领导呢？有没有灰色收入，有的话，会有多高？是否很可能高过大多数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平民百姓？总之，一边是普通百姓每个月上交自己的辛苦钱，一边是政府官员、公务员由此获得高额收入。这也是劫贫济富。

你为什么能超过李泽楷？

中国的古代评书里，主角常常是一代更比一代强。比如，“薛家将”里，薛仁贵的功夫已经够厉害了，他的儿子薛丁山的功夫更厉害，而薛丁山的儿子薛刚则更更厉害，薛刚的儿子薛葵则更更更厉害。薛葵已经厉害到可以手使一双几百斤的大锤的程度了。当然，这么一代代厉害下去也是不行的，否则到不了晚唐，薛家子孙就可以像孙悟空那么厉害了。因此，“薛家将”不能没完没了地说下去。虽然中国人在评书里表达了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愿望，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中国有一句俗语揭示了实际的情况：“富不过三代”。又有一句话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 “富不过三代”当然不是绝对的铁律，但确实是概率很高的现象。传统中国人里往往会用骄奢淫逸、娇生惯养之类的因素来解释这一现象。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解释颇有道理，但并不全面。经济学家米塞斯解释企业家的下一代的失败，则用的是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特殊的才能，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而无法通过语言教给下一代。这样，下一代往往就不如上一代。这一解释更加合理，它尤其能解释那些并不骄奢淫逸、娇生惯养的企业家后代的衰落，但是，仍然不够全面。米塞斯的一个概念——消费者主权，倒是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个现象。所谓消费者主权，是指消费者通过其购买行动，决定着资源流向何方，决定着资源该在何时使用、该满足更远的还是更近的欲望。企业家则努力预测消费者的需求，等待消费者的挑选。那些有幸被消费者挑中的企业家就能发家致富。这和企业家具有多少知识、道德有多高尚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此，即使小学毕业的人也可以成为大企业家。一个人即使拥有非常高超的制造BP机的本事，他也无法发财，因为消费者早就抛弃了BP机。中国乒乓球队横扫全世界，但几个主力队员的收入加起来，恐怕也比不过并非篮球绝顶高手的姚明，这也是因为消费者愿意为看姚明比赛多花钱。任何一个企业，今天被消费者抛弃，明天就得准备关门。消费者是冷酷的。即使他们希望看到企业家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传奇故事，但是，当他们购买时，他们就把这个愿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会耐心地比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会热情地追逐更新、更好的产品，而不会去关心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家的命运；他们只愿意出这个价格，而不管企业家实际用了多少成本去生产。他们看中手机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最精致的BP机。他们看到某位企业家失败的故事，也许会付之一叹，但却不会用实际的购买行动去拯救企业家。在消费者主权冷酷的法则下，即使企业家能够把自己的所掌握的全部市场经验都传授给子女，即使他们把子女送到商学院去深造10年，又能怎么样呢？过去的成功，并不能延续到未来。只要其他的企业家生产出更好、更新、更廉价的产品，消费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其他企业家。这也正是市场魅力之所在。任何人，只要你的产品讨好了消费者，你就可以取得成功。即使李泽楷从小就跟在李嘉诚身边学生意，即使李泽楷去美国读了商学院，即使李泽楷娶了梁洛施，你仍然有理由相信，下一个李嘉诚有可能是你，而不是笃定是李泽楷。如果，设想一下企业家能活两百年，那又会怎么样呢？很显然，即使他的才能毫不衰退，他也有很大的可能碰上失败。企业家运用自己的才能，一辈子能把握住几次讨好消费者的机会，就很难得了。总有其他的企业家在某个时候更能讨好消费者。如果企业家能活两百年，人们就会改口说“富不过一代”。这是冷酷的消费者决定的。即使在目前的寿命条件下，仍然有很多企业家成功了，又失败了，有的还成功失败很多次。如果拉长企业家的寿命，就会看到更多的企业家成功了，又失败了。当然富二代仍然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人脉。只要他们谨慎经营，还是可能尽量延长富贵生活的时间。在保护产权的社会，守成相对更容易。其中，也会有一部分人超越其父辈。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富家子更优秀，而是因为他们有幸碰对了消费者的喜好。但超越父辈的人还是很少的，更多富家子，如果能得到一句“创业不足，守成有余”的评语，就算不错了。他们不服气也没办法，因为并不是他们的厉害老子或他们自己在决定这一切，而是消费者在决定这一切。由于很难长期讨好消费者，因此，又有一句话说：“创业容易守成难。”

米瑟斯回忆录：米瑟斯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彭定鼎译铅笔社转载已得到译者授权。其他网站或者纸媒如欲转载，请联系译者：deanpeng_2000@yahoo.com，否则有可能被控侵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刚上大学时，卡尔•门格尔即将结束教学生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大学里很少被人们注意，我当时也对它没有兴趣。 1903年圣诞节前后，我第一次读了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正是通过这本书我成为了经济学家。多年后我才见到了门格尔本人。我见到他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他听力衰弱，患有眼疾。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年轻活泼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没有更好地利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十年。他在给《政治科学全书》（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写的“货币”（Geld）一文表明，他仍然能够做了不起的工作。我相信我知道门格尔的灰心丧气和过早的沉默的原因。他的敏锐的智慧早就认识到奥地利、欧洲和全世界的走向；他看到一切文明中最伟大的最高的文明正在滑向深渊。他预见到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暴行；他知道世界背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果，并且倾其全力与这些趋势斗争。他的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是与普鲁士的大学用来毒害世界的思想潮流作斗争的鸿篇巨著。他认识到他的斗争无甚成就而且毫无希望，于是变得悲观，无心著述。他的悲观影响了他的学生和朋友鲁道夫王储（茜茜公主的儿子——汉译者注）。王储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对他的帝国和欧洲文明失望，而不是因为一个女人。那个年轻女人自己也有死亡的愿望，于是他带她共赴黄泉；他自杀不是为了那女人。我的祖父有个兄弟，在我出生前许多年就逝世了。他是兰道（Joachim Landau）博士，奥地利议会自由党成员，也是党内同僚麦克斯•门格尔（Max Menger）——卡尔•门格尔的兄弟——的好友。有一次他告诉我祖父他与卡尔•门格尔的一次谈话。据我祖父在1910年前后对我的转述，卡尔•门格尔说过这样的话：欧洲列强的政策会导致一场可怕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将是恐怖的革命、欧洲文化的毁灭和所有国家人民的贫困。预见到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件后，能够提出的唯一的建议是投资于黄金和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证券。事实上，门格尔本人的储蓄投资于瑞典证券。一个人在40岁之前就如此清晰地预见到灾难和所有他所看重的事物将遭遇毁灭，他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失望。古代诗人仔细考虑过，普利亚木（Priam）王要是在20岁的时候就预见到特洛伊的沦陷，他该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他本人的特洛伊的不可避免的灭亡时还没有走过人生旅程的一半。同样的悲观侵蚀了所有敏锐的奥地利人。奥地利人的一个可悲的过人之处是能够认识命运。格里尔帕泽（Grillparzer）的忧郁和烦躁出自同一根源。在迫近的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使最纯粹、最能干的爱国者菲绍夫（Adolf Fischof）陷入孤独。人们不难理解，我经常与门格尔讨论纳普的《货币的国家理论》（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纳普宣称，货币在起源和本质上都纯粹是国家的产物——英译者注。）门格尔说：“这是普鲁士警察科学的逻辑发展。人们应当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国家呢？它的精英分子在经济学出现200年后依然崇尚这样的胡言乱语并将其奉为圭臬，而这些胡言乱语甚至并不是新东西。这样的人民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继承者是维塞尔。维塞尔是诚实的学者，具备高度的修养和出众的智慧。他幸运地比别人更早地了解门格尔的著作并且敏锐地认识到其意义。他在某些方面为这门学科添加了一些内容，但是他不是原创型的思想家，而且可能总体上说为害超过了贡献。他从未真正掌握主观论的精髓，这一局限使他犯下了许多不幸的错误。他的配分（imputation）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的关于价值计算的观点表明，他不能被称为奥地利学派成员。他更多地属于洛桑（Lausanne）学派，该学派在奥地利有两位接触的代表人物：奥斯匹茨（Rudolph Auspitz）和李本（Richard Lieben）。奥地利学派特有的使之获得永恒的声誉的是它的与经济均衡或者无为相对的经济行动的学说。奥地利学派采用了静止和均衡的观念，没有这些观念经济学思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它始终明白这些观念的纯粹工具的性质。奥地利学派致力于考察市场上实际支付的价格，而不仅仅是在某些从来不可实现的条件下支付的价格。它拒斥事数学方法，不是出于无知或者对数学的精确性的反对，而是因为它并不看重对假设的静态的均衡条件的详尽描述。奥地利学派从未屈从于价值能够被测度的致命错误，并且从未误解这一点：统计数据与经济学理论无关，而仅仅属于经济史。由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关注人类行动的学说，甚至熊彼得也不能算该学派成员。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熊彼得声称自己赞同维塞尔和瓦尔拉，但并不赞同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在他看来，经济学是“经济量”的学说而不是人类行动的学说。他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是典型的均衡论产物。有必要纠正“奥地利学派”这个表述可能引起的误解。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没有想创建一个学术圈里惯常使用的意义上的学派。他们从未试图把年轻学生转变为信徒，他们也没有向这些学生提供教职。他们知道，通过著述和教学能够促进人们掌握一种适用于论述经济学问题的方法，并因此对社会做出贡献。然而，他们明白他们无法培养经济学家。作为先驱者和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认识到人们无法规划科学进步，也无法根据计划培育创新。他们从未试图宣传他们的理论。只要人们具备了接受真理的条件，真理就会靠自己传播。如果人们缺乏掌握其实质和意义的能力，用粗鲁的方式使人们口头信服一个学说是没有用的。门格尔从未讨好能够给推荐他担任教职的同事。作为部长和前任财政部长，庞巴维克本可运用它的影响；但他从来鄙视这样的行径。门格尔的确偶尔试图阻止（比方说）茨威德内克（Zweideneck）晋升教授，因为他对经济学的进展一无所知，但并不成功。庞巴维克从不这么做。事实上，他促使而不是阻碍戈特尔（Gottl）和施潘（Spann）教授在布鲁纳技术大学（Brünner Technische Hochschule）的晋升。哈耶克在审阅门格尔的科学论文时发现的一份文件最好地阐明了门格尔在这样的问题上的立场。它是这样说的：“在科学中，只有一个方法能够确保观念的最终胜利：人们应当允许任何反对意见充分表达。”施莫勒（Schmoller）、布赫（Bücher）和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则不同。他们拒绝在德国的大学里教授那些不盲从他们的人。于是，奥地利的大学里的教职落入德国历史学派信徒的手中。韦伯（Alfred Weber）和施比托福（Spiethoff）则在布拉格大学得到了教席。某位君特（Günther）教授成为英斯布鲁克的经济学教授。我提到这一切只是为了纠正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的边际效用学派垄断了经济学教育的说法。熊彼得多年来是波恩（Bonn）的全职教授。这是德国的大学惟一一次任命一位现代经济学领域的教师。在1870年到1934年间在德国的大学教授经济学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或者现代英国学派的著作。无薪讲师（Privatdozent，德国大学里晋升教授前先要做不领薪水的讲师——汉译者注）只要被怀疑属于上述学派就不会晋升为教授。奈斯（Knies）和狄策尔（Dietzel）是德国的大学里的最后两位经济学家。在德意志帝国，他们不教授经济学而是教授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沙皇俄国也是一样，人们教授“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经济史而不是经济学。奥地利的教授和讲师能够教授经济学这一事实与德国“经济政治科学”（economic state sciences）的极权主义主张不相容。奥地利学派发端于奥地利文化，这个文化在德国必然会遭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镇压。在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学派是奥地利的。在这块土壤上，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哲学能够生根。在这块土壤上，波尔扎诺（Bolzano）的认识论、马赫（Mach）的经验主义、胡塞尔（Husserl）的现象学以及布劳厄（Breuer）和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成长壮大。奥地利的氛围中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幽灵。在奥地利，人们并不认为“克服”西欧的观念是他对国家的义务。在奥地利，人生享乐说（eudaemonism）、犬儒主义（hedonism）和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没有被禁止而是得到了研究。认为奥地利政府支持所有这些伟大的学说是不对的。相反，它撤消了波尔扎诺和布伦塔诺的教职；它孤立了马赫，没有骚扰胡塞尔、布劳厄和弗洛伊德。它把庞巴维克视为能干的官员而不是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是英斯布鲁克（Innsbruck）的教授。他逐渐对这个职位感到厌倦；他无法忍受这个大学、城市和梯罗尔（Tirol）省思想的贫瘠。他更愿意去维也纳的财政部工作。他最后从政府部门退休时本来能够享受丰厚的退休金，但他拒绝了，而是去维也纳大学当了教授。庞巴维克的讨论班的开学是维也纳大学历史上以及经济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庞巴维克以价值理论的基础作为第一学期的主题；鲍尔（Otto Bauer）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消除价值理论中的主观论。整个冬季讨论班上全是鲍尔和庞巴维克的的讨论，其它人插不上话。鲍尔的出众才华显而易见；他表明自己是值得这位大师认真对待的对手——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是致命的一击。我相信，最后就连鲍尔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是错误的。他放弃了写书回应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的想法。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系列著作的第一卷引起了希尔福丁（Hilferding）情绪激烈的反对。鲍尔公开对我承认说希尔福丁没有理解问题之所在。我在1913年晋升教授前定期参加庞巴维克的讨论班。在我参加的最后两期冬季讨论班上，大家讨论的是我的货币和信贷理论：第一期讨论我对货币的购买力的说明；第二期讨论我的工商业循环理论。庞巴维克和我关于这些观点的分歧后面再讲。庞巴维克是杰出的讨论班领袖。他把自己更多地视为讨论班主席而不是教师，并且偶尔参加辩论。不幸的是，饶舌者有时候滥用参加者享有的自由。纽拉特（Otto Neurath）狂热地说出的胡言乱语特别扰人心烦。主席的严厉制止经常是有益的，但是庞巴维克不愿意这么做。他赞同门格尔的想法，相信在科学中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庞巴维克的毕生的工作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他对旧经济学的眼里批判以及他本人的理论已经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然而，人们仍然可以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庞巴维克能够做出更多贡献。他在讨论班上和个人谈话中表达的思想远远超出他的著述。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无法承担新的艰巨任务。他的神经不再适合于艰苦的工作。甚至2小时的讨论班都会让他难以成眠。只是通过最严格的入场作息制度，他才获得了科学研究所需的精力。他的全部身心都属于经济学，只有在交响乐会上才有放松和娱乐。对奥地利的未来及其文化的担忧让庞巴维克的晚年蒙上了阴影。战争爆发后几个星期，他的心脏病发作。我所在的部队当时正在特兰博尔（Trampol）以东的前线。9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巡逻回来后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讣告。

经济危机系列谈（八）利率

、利率货币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因素，是经济的血液。相比其他要素，货币的特点是，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几乎无人可以回避。其他要素，只能影响到相关产业和部门，范围有大有小。唯有货币，将会影响到所有人。提到货币，就要首先谈谈利率。有一种说法，认为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高，说明货币价格贵，反之则说明货币价格便宜。这种说法的根据是，生产至少需要三种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三种要素的回报分别是什么呢？土地的回报是地租，劳动力的回报是工资，货币的回报则是利息，也就是货币量乘以利率。看，利率果然是货币的价格。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货币的价格不是利率，而是购买力。一元钱的价格是它能买到的东西，而不是这一元钱存入银行能得到的利息。货币贬值意味着购买力下降，而不是利率下降。而且，利率也并非专属货币。任何东西都可以有利率。我向你借100斤粮食，一年以后归还，也是应该支付利息的。那么，利率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有利率这种东西呢？前面说过，储蓄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自我克制，是为了将来而克制当下的需求，是为了生产而克制自己的消费需求。既然如此，就应该得到回报。人生苦短，没有人可以永生，所以，当下的享受优于未来的享受。现在、未来都可以享受，把享受拖后就只有等待未来享受了。再说，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拖到后来就拖黄了，就永远也享受不到了。在有限的人生中，如果没有补偿，把享受往后拖是不划算的。不过，如果有足够的利息作为回报，把享受拖后那也许就划算了。人的这种心理被称为“不耐”。虽然人有急性子、慢性子之分，但如果没有回报，人都会更重视当下，都不愿意忍耐，都愿意尽快享受。只有在有回报的情况下才会有人愿意忍耐一下，克制当下的消费欲望，为未来投资。换句话说，人的忍耐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得到回报的。利率就是这种回报。可见，利率是由人们的不耐造成的，是不耐的价格。由此可知，利率源于人的本性。因此，利率是有人以来就有的东西，比货币的历史要久远。而且，只要人不能永生，就会有不耐，利率也就会一直存在。不耐越高，越急不可待，利率就越高，反之则利率越低。如果明天小行星撞击地球，所有人都不能幸免，那就没人愿意储蓄了，储蓄变得毫无意义。人人都会尽量享受，越快越好。马上要上战场的士兵一般也没兴趣把钱借给别人吃利息，而更愿意自己尽情享受一番。动乱社会一般利率都非常高，原因就在这里。而如果社会和平，发展平稳，人们的不耐就会降低，大家都心平气和，都更愿意为长远的将来打算。这时，利率就会较低。利率是由不耐决定的，但决定人们不耐的因素却有很多，并不是只有和平繁荣与否这一个因素。如果大家都预期未来会出现高通胀，那么，把钱留到将来花显然就不合算了，人们的不耐提高了。如果一定要留，就要得到高回报，因此，通胀预期下，利率会相应提高。再有，如果生产发展很快，人人都预期自己未来会挣到更多的钱，那当然就没必要现在节省，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了。将来会挣到更多的钱，不必担心将来。结果就是，当下消费的欲望大涨，不耐提高，利率上升。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利率往往较高，原因就在于此。关于不耐到底有哪些决定因素，建议大家去读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著作《利息理论》。这本书有很好的中文译本，可以极大地提升读者对基础经济问题的认识水平。读通这本书，就有了分析经济问题的极佳的思维基础。那么，利率和商业周期有什么关系呢？第五节曾提到一个概念：储蓄-消费比，指人们把自己的收入分别用于储蓄和消费的比例。这个比例显然是和人们的不耐相关的。人们的不耐越高，越急不可耐，就越不愿意储蓄。反之，就越愿意储蓄。现在把相关的联系开列如下：不耐越高——储蓄越少——利率越高；不耐越低——储蓄越多——利率越低；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利率越高，人们应该更愿意储蓄啊，二者怎么会成反比例呢？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储蓄总额少，需要资金的人之间的争夺就会加剧。他们在争夺人们的不耐。这种争夺当然会抬高不耐的价格，也就是抬高利率。利率抬高以后，银行就希望吸收更多的存款，以更多地放贷，更多地赚取利差，为此，银行会提高存款利率。高息吸引下，就会有人降低自己的不耐，也就是改变自己的储蓄-消费比，把更多的钱投入储蓄。不耐的降低反过来又会导致利率的降低，也就是储蓄的增加压低了利率。利率就是这样上下变化的。其间，储蓄量和利率确实是反比例关系。整个过程的实质是储蓄者和需要资金的企业家彼此交易他们的不耐。想马上就用钱投资的企业家，不耐较高，他们就要承受资金使用成本，把利息交给不耐较低的储蓄者。银行居中操作，挣个中介费。说到这里，一个事实跃出水面：利率是储蓄-消费比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换句话说，一个社会的利率降低，说明那个社会的储蓄相比消费增加了。反之，如果利率升高了，就说明那个社会的储蓄相比消费减少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常常犯因果倒置的错误，以为利率是储蓄-消费比改变的原因。许多人都对格林斯潘上上下下调节利率印象深刻。其实，格林斯潘哪里是在主动“调节”利率，他老人家是在观察市场，根据种种迹象推测人们的不耐，也就是推测真实的储蓄-消费比，然后尽量让利率和真实的储蓄-消费比相符。格老并不是在主动地引导市场，而是在被动地追随市场。他并不能改变亿万美国人的不耐，他只能追随这种不耐变化的趋势。当然，这种追随是非常高深的技术，绝不是轻易就可以掌握的。商业周期理论就好像藏满宝藏的山洞。我们就像阿里巴巴。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山洞前。喊什么才能打开山洞门呢？胡麻，开门吧！没动静。燕麦，开门吧！还是没动静。芝麻，开门吧！啊，门打开了！下一节我来介绍打开商业周期理论大门的密码。

没读过此书的人被称为“处女”

转引自：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tainlessrat/archives/296661.aspx 李子暘：不好意思，我们还都是“处女”。书早就买了，可太厚，一直没找出时间来读。今晚就拿出来看，尽快“破处”。 ………………………………………………………………………………………………………………………… 当今美国都是在拙劣地模仿《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那些应对经济危机时的行动文/(美)斯蒂芬·摩尔 (作者系《华尔街日报》高级经济评论员) 许多像我们一样了解兰德作品的人都意识到，当今美国政府所作出的一系列紧急援助计划和经济刺激行为，都是在拙劣地模仿《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那些应对经济危机时的行动。这本1000页的小说在1957年首次出版时便一炮走红。美国俄裔女作家、哲学家安·兰德(1905年～198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年在美出版后，被列为仅次于圣经的第二有影响力的著作。书中解剖了政府的制度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与现今的经济危机不谋而合。该书作者被认为是美联储“长老”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40多年前，格林斯潘在人生和事业上都还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日读到兰德的书忽然茅塞顿开，从此奉其为精神偶像。兰德于1905年出生于俄国，1926年流亡美国。短短几年，她便以非母语的英文写作在好莱坞电影圈和百老汇戏剧界成名，后来又通过报纸专栏和哲学作品成为影响卓著的公共知识分子，被誉为“重写世界的女性思想家”之一。1982年兰德去世，但她在美国公共文化中的影响却毫无衰减。没读过此书的人被称为“处女” 几年前，当我在CATO工作的时候，我们把那些从来没有读过《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人称为“处女”。这部安·兰德的经典著作主要描写的是关于政府不当作为而导致经济大萧条的故事。假如要求每个国会成员和奥巴马政府官员都读一读“阿特拉斯”，那么，我相信我们会更快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许多像我们一样了解兰德作品的人都意识到，当今美国政府所作出的一系列紧急援助计划和经济刺激行为，都是在拙劣地模仿《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那些应对经济危机时的行动。这本1000页的小说在1957年首次出版时便一炮走红。当兰德从苏联来到美国时已经很出名了，她深刻剖析了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致命弱点，所以，她很自然遭到左翼排斥。但是，在1991年一项国会图书馆和每月读者俱乐部的调查中显示，读者们把《阿特拉斯耸耸肩》列为仅次于《圣经》的第二有影响力的著作。经营越差越受政府资助现在向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简单介绍一下此书大意：政治家们总是用出台新政策和新法律法规来回应危机(而这些状况通常都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这些新的措施会产生更多的混乱和贫困，而后鼓励那些政治家们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平息，如此往复循环……螺旋式的下降一直在重演，直到在公正、平等和美好的面具下，不堪重负的税收和其他负担导致生产部门的经济大崩溃。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那些冷酷的福利国家鼓吹者和他们的政策，被无情地批判为“掠夺者和他们的法律”。政府新做出的一切草率和愚蠢的行为，都被冠以慈善的头衔，其中就包括“反贪婪法令”，重新分配收入，以及“机会均等法令”，用以避免创立一个以上的企业(用以给予其他人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反恶意竞争法令”，旨在限制公司之间的恶意竞争以减缓企业破产速度。的确，这些法律法规都十分滑稽可笑，但这一切都无法与发生在2008年的华盛顿的真实事件相比。我们的国家发放了7000亿美元的“紧急经济援助”，还有“汽车企业融资与重组计划”。现在奥巴马很快就要签署一项紧急议案“美国重振和再投资计划”。在奥巴马执政的头100天内会处理此项议案，这项额外1万亿最新降临的福音，将进一步增加联邦预算(布什执政8年花去了1.5万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如今的经济战略正是出于《阿特拉斯耸耸肩》：经营状况越差，政治家们越会资助你。基于如此正当理由下的2万亿救济金使得保险公司、银行、华尔街和汽车企业都头痛不已。与此同时，等待分赃的还有房地产开发商、钢铁、医药、航空、酿酒、建筑等企业，甚至农民。随着一个个“救市”措施，数以万亿的国家财富随之流失。正如“阿特拉斯”中冷酷的预言一样，我们现在把导致企业危机的不称职经理人视为受害者，而那些成功为企业带来利润的足智多谋的经营者，却被我们视为天降横财的“暴发户”。当20世纪50年代兰德写这本书的时候，铁路建设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在她的小说中，一个铁路货运公司所有者达格尼·戴格尔特是积极进取的实业家，他期待扩展成联邦快递那样的大公司，拥有一流的铁路运输效率。然而不断的骚扰、诱骗、税负、管制和调节(这些都是公众热衷的方式)最终导致他破产。听起来很牵强么？当我写这篇文章来赞颂“阿特拉斯”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头条大幅刊登了一篇文章《铁路托运人要求国会调整托运价格》。书中有一个章节，一个企业家发明了一种神奇金属(比钢更坚固却更轻)，政府立刻决定以有益于“公共利益”的名义向此项目注资。政客们让神奇金属的发明者到伦敦去签署一份转让其发明所有权的文件，否则便得不到任何资助。去年也曾发生过与此事一样荒谬的事：6名银行行长被财长保尔森召集到华盛顿。在一个会议室中他们得知了被召见的真正原因：如果他们不签署将一定比例的预期利润交给政府的文件，那么他们将不能离开。财政部解释说这种临时性调整都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最后，《阿特拉斯耸耸肩》对那些企业家、风险家和睿智的富翁们表示祝贺。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家们认为这部小说思维过于简单，甚至兰德的一些政治追随者们都抱怨她缺少同情心。但是，我们得到相关的警告回应说：通过这本小说，当社会的利润、财富和创造力被诋毁的时候，他们便会消失，使人们比以往更加贫穷。 “先从废除所得税开始吧” 《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结尾处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就是经济状况在华盛顿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莫名其妙地崩溃。最后，在绝望之际，政客汤普森找到了英雄商人约翰·高尔特(一个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乞求他帮助他们把经济拉回正轨。这与现今的形势不谋而合：高尔特：“你们希望我来掌控经济？” 汤普森：“是的！” 高尔特：“你们会全部听我的指挥？” 汤普森：“可以这么说！” 高尔特：“那么，先从废除所得税开始吧。” “那不可能！”汤普森尖叫着跳了起来：“我们不能那样做……否则，我们要如何支付公务员的薪水？” “那就解雇那些公务员。” “我的天呐，不可能！” 免征所得税，这的确是现今最明智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掌权的奥巴马和美国民主党想做与此相反的决定：提高所得税。奥巴马称这是“为了体现公平”。

经济危机系列谈（七）生产结构的特质性

七、生产结构的特质性上节说了，只有更多的投资，才能建成更迂回的生产结构，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大的产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难道说，只要增加投资，让生产结构更迂回，就一定成功吗？就一定带来效率提高吗？就一定会获得利润吗？当然不是，不是所有的生产结构都会取得成功，只有某些特定的生产结构会取得成功。更多的投资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要想建造一个成功的迂回生产结构，不但需要足够的投资，还要有企业家的智慧。资金不够是不行的，但也不是光花钱就可以的。如果只要投资，就会成功，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破产亏损的企业了。生产结构是一种特定的投资组合，每一种生产结构，都对应一个投资量和结构组成。具体情况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结果也各不相同。企业家建立生产结构，首先要根据自己的投资实力，不可试图建立超过自己投资实力的生产结构，那样是很危险的，一旦资金供应不上，生产结构的建立就只能半途而废。实际表现就是企业亏损、破产和员工失业。即使生产结构成功建立并投入使用，也必定会有运转、重置和维护的费用，这些同样应该在企业家的投资能力和盈利能力之内。否则，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结构只能停下来，甚至被废弃。实际表现同样是企业亏损、破产和员工失业。人们不能无中生有。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社会可用的投资总额是其储蓄总额。企业家努力从银行和其他投资者那里获取资金，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储蓄总额（古典的说法是社会生产基金）中力争取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个角度看就会理解，某企业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没能建立起他想要建立的生产结果，对社会来说不见得是坏事。某企业家没有得到投资，这说明，在投资者看来，其他企业家的投资需求更重要，更值得扶植，他们想要建立的生产结构更优。结果就是，资金流向了更高收益的生产结构那里。不是所有的应聘者都值得录用的。负责招聘的人力资源部门必须有筛选机制。否则就是在浪费企业的钱。同样的道理，不是所有的生产结构都是值得建立的。市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筛选机制，否则必将造成资源的浪费。股市、投资银行等投资机构就是在帮助社会做这件事。指责投资者、炒股者是不劳而获的食利者，把他们丑化为寄生虫，这完全是对市场规律的无知。另一方面，同样的，或者相近的投资数量，即使是同一行业，不同的企业家也会发展出不同的迂回生产结构，效益可能大不相同。这些不同的生产结构从投资总额的角度来看，区别不大，区别主要在于生产结构的微观内容不同。甲乙两家汽车厂，假设投资相同，甲厂生产出来的汽车符合市场需求，非常畅销，而乙厂生产出来的汽车不合消费者的喜好，乏人问津。这种事情毫不稀奇。或者，甲乙两厂的汽车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差不多。但甲厂的生产中需要某种特殊的原料，乙厂则不需要。开始，两家势均力敌，过一段时间后，该种特殊原料忽然价格猛涨，甲厂的成本随之猛涨，而乙厂的成本不变。结果甲厂的效益就大幅下降，乙厂则有可能趁机取得市场优势。叙述这些，是想说明一个道理。生产结构的特质性对于其能否取得经济效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能的生产结构的种类是无穷多的，分别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投资量、机器设备组成、原料需求、生产流程、人员构成、协作方式、交易方式等等。企业家必须确保自己那种特定的生产结构能够得到资金支持，符合市场的需要，并且成本最低。这正是企业家要解决的最主要难题。这方面的能力就是所谓企业家才能。企业家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市场需求，精心选择生产结构，再加上足够的运气，才能在市场中取得成功。同时，由于不同的迂回生产结构具有不同的特质，它们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不能简单累加的，也往往是不能以此之余补彼之不足的。因此，对于所谓宏观统计数字，我们必须很仔细地使用。许多宏观统计数字就是简单的累加，不考虑不同生产结构的特质性。这种累加出来的数字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掩盖而不是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相。比如，仅仅根据年产一亿吨钢这个数字，我们无法判断是好是坏。没有人需要所谓“钢”，人们需要的永远是符合某种指标的某种特定钢材。仅仅看总量数字，根本无法判断钢的生产是否正确，是否满足了市场需要，是否真正创造了财富。再比如，同样是一加一，一千元加一千元就是更多的二千元，但一台缝纫机和一根钓鱼竿组合在一起，既不会缝出更多的衣服，也不会钓到更多的鱼。另外，某种生产结构也许最终表明是错误的，是不应该建立的，但这种生产结构中的资本品也并不能被简单地取出来，供其他资源欠缺的生产结构使用。易拉罐生产线并不能转化为面粉生产线。资本品，也就是生产资料不像货币那样是同质的，不可简单累加，难以转移用途。资本品只有在它那个特定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生产结构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生产结构的特质性。生产结构的这种特质性带来一个麻烦，那就是随着生产结构迂回程度的加深，随着生产结构的延长，结构中的各种要素：机器设备、配件、原料、专业人员等等，彼此之间会形成强烈的互补关系，互为对方的补足品，彼此不可缺少。如果你只靠两条腿走路，所需的补足品并不多。如果你购买了汽车代步，就会发现自己将需要一大堆补足品：汽油、润滑油、零配件、洗车房、停车场、维修工人，等等。这些补足品缺少任何一种，都将严重影响你使用汽车，甚至让你根本用不成汽车。汽车是比较简单的机器，尚且如此。你可以想像，那些复杂的生产结构，大型的企业，跨行业的商业协作，将需要多么复杂和多样的补足品，它们对补足品的依赖将是多么严重。这种依赖造成了生产结构对资金的持续需求，把不同行业联结为一个整体，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补足品价格突然大幅上涨，生产结构可能就会无以为继。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生产结构。首先，迂回的生产结构需要相应的投资。投资的多少决定了迂回生产结构的深远程度。也就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有多少砖，盖多大房。如果仅有够盖一间小房的砖，但你却按照一座大楼的样子打地基，结果只能是半途而废。其次，不同的生产结构有着自己的特质。这个特质，而不是生产结构的投资量，决定了生产结构的成功与否。同时，越长的生产结构，需要的补足品越多。结果就是，不同生产结构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关系。生产结构中的资本品不是同质的，难以互换，也不可简单累加，只能在特定的生产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市场表明某种生产结构是错误的，并不能仅仅靠收缩结构、减小投资来挽救错误。生产结构往往不能转化为其他用途。许多时候，人们只能推倒重来。现在，我们已经接触到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部分了。接下来要谈谈货币了。

转贴：员工维权太过丢饭碗

李子暘评语：本文看来是一个企业管理者写的，来自他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410490100dvzw.html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供了劳动合同法破坏企业经营环境的具体案例。但文章的第一句话不对。这句话应该改为：“现行劳动合同法严重破坏了诚实劳动的员工的利益，随着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员工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会大量增加。劳资关系必将严重恶化。这是社会倒退、道德堕落的重要标志。” 一篇很好的文章偏偏以一句错误的话开头，只能说明一件事，深入抨击劳动合同法的工作要坚持进行。要告诉尽可能多的人，这部恶法无丝毫可取之处，它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并正在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重大障碍。 ………………………………………………………………………………………… 　　现行劳动合同法较好地维护了员工的利益，并且随着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员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普遍提高，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存在大量企业肆意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法律知识较为普及的大城市，相当一部分企业员工维权过度，甚至以维权为名对抗企业正常管理，占单位便宜，最终丢了自己的饭碗。　　最近一个月，我任职的企业有多位骨干员工合同到期后，公司决定不再与他们续签劳动合同，其中包括我的秘书在内。更有一位员工因为经常在上班时间浏览色情网站，受到降低与罚款处分后，擅自旷工与公司打起了劳动诉讼，一年后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不但丢了饭碗，还额外付出的大量时间、精力与1万多元律师费。　　归纳起来，这些丢了饭碗的同事，都有很强的维权意识，最后与公司人事部门交涉过程中，感觉他们对劳动合同法保障员工利益的内容比人事部门更熟悉，说起来条条是道，唯独丝毫没有企业的主人翁意识，甚至连基本的职业道德做得也不及格。这些丢了饭碗的同事，事后都很后悔，毕竟我们是大公司工作相对稳定、收入水平也不低，少数员工甚至与公司打起了劳动官司，结果都以败诉告终。　　比如浏览色情网站被处分，最后因自己旷工被辞退的那位员工，其实公司人事部门接到了多次投诉，并且委婉对他进行了提醒，可他仍然经常上班时间偷偷炒股、浏览色情网站。随后公司利用监控软件将其违纪行为锁定，经谈话后对其做出降职与罚款1500元的处罚。没想到张贴公告后，他骂骂咧咧地将公告公然撕毁，又被处以严重警告处分并增加罚款500元。这次他干脆听从他一位律师朋友的建议，旷工跟公司找起了官司，要求公司撤销处分，赔偿其名誉损失，补偿所谓多年以来的加班费等共计39万元。结果可想而知，劳动仲裁与法院都不得干涉公司内部管理，而且他所谓人体艺术不是色情的申辩得不到支持，让公司支付加班费等请求同样没有任何依据，最终一败涂地。丢了饭碗不说，还额外丢人破财。　　另外一些丢了饭碗的同事，说白了就是维权到了自私自利的地步。比如，一个高管因为职务高上下班不需要打卡，她自持是公司业务骨干，国际贸易业务缺少她不行，经常迟到早退，老板与人事部门多次找她谈话，她坚持说我没有迟到早退呀，都是一些妒忌她的人乱告状，明知道她在说谎但因为没有证据拿她没有办法，偶尔被老板撞见了，她说辩解说刚才外出跟人谈业务去了。因为法律规定女性怀胎期间到小孩出生后一年哺乳期内，企业不得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几位女同事怀孕后立即象变了一个人，交待的工作拖着不做，三、两天一个病假单，更有人请医院里的熟人不时开出休息一周的病假单，经常没到下班时间就走人，理由是约好医生做检查。公司被迫增加人手来分担她们原先的工作，结果可想而知，老板痛下决心，这些人哺乳期一到就终止了劳动合同。　　相比而言，我秘书丢了饭碗则有些可惜，但同样属于吃了维权意识过高的大亏。我因为自己能写，文字工作不假人手，所以平时秘书工作就比较清闲。在公司上市工作忙过之后，我对她说，上市公司暂告一段落后，以后会比较清闲，你前期工作因为很重要，因为一再提出加薪，薪水已经很高，如果接下来工作不饱满，很可能遭到其他同事投诉，到时会相当被动。我秘书相当不以为然，分辨说比她清闲的人有许多，凭什么老板会特别跟她过不去，再说还有我保护呢。我说，我的保护是相当有限的，再说为她前途考虑，总不能做一辈子秘书，为今后转行提前做准备，我建议她兼部分人事工作。我说，女性最好的职业是人事管理，进入门槛低，市场需求量大，整体薪资水平高，只是企业一般不要新人，正好我有这个权力，机会难得。她见我很坚持，就勉强答应了下来。过了一个月不到，她跟我讲，人事工作太繁琐，没技术含量，她太累了做不过来。我说，既然你不想做，那就算了。过了半年，果然有人多次对她投诉，老板和人事部门明确要替我找一个薪水只有一半的秘书。我又劝她兼部分人事工作，她坚决不同意，说那些投诉没有道理，比她清闲的人还有许多。我于是无语。这次三年合同期满，公司不再与她续签劳动合同，她哭着求我去跟老板说清，我说之前你不听劝，明显是你自己不好，现在我是没有能力保护你了，毕竟我自己也是打工的。　　我把这些感想写出来，心情相当的沉重。新的劳动合同法保护了员工的利益，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若员工视企业为对手，处处想占单位的便宜，甚至以劳动合同法来对抗企业的内部管理，显然犯了老板与企业的大忌。我认为企业与员工是生命共同体，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大家都不努力工作，只想占单位的便宜，这样的企业破产关门是迟早的事，到那时员工虽然可以找到另外的饭碗，但投资人将血本无归，你不仁我不义，企业解雇这样的员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自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动合同争议案件呈爆发式增长。据公开报道，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劳动仲裁案件已经排到了一年半之后，劳资双方、政府相关部门与司法机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一部进步的劳动合同法，客观上却大大加剧了企业的劳资关系，把国人的某些劣根性发挥到了极致，这恐怕是当初立法者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但愿将来有朝一日，随着国人道德水平的提升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增强，一个更加和谐的劳资关系将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