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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产录像机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产业变化的速度比以往大大加快。有的产业，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会消失，同时，新的庞大产业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并迅速成长。新的产业既可能是前途远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也可能仅仅是昙花一现、过渡型的产业。这种复杂快速的变化，在以往传统社会中是非常少见的。传统社会中，生产能力比较低，多用来满足人们的基本日常需求。新产业的出现是一种特殊情况，并不多见，而旧有的产业一般也很少消失。某个产业，一旦形成规模，就会长久在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难以动摇。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别，造成这他们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传统社会更重视有形的资源，比如土地、矿产、人力等等，因为既有的产业格局相当固定，要想取得优势地位，最好或者说是惟一的办法就是加大资源投入量。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些有形的资源虽然也不可或缺，但已不是最重要的要素了。现代社会更加关注资源调配的作用——企业家是最主要的资源调配者。如果一个社会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能够适时地把资源调配到最适当的领域去，这个社会即使并不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能够实现快速发展。相反，如果缺乏这种优秀的资源调配者，那么人们往往只能延续既有的产业格局，简单地加大资源投入量。这时，一旦产业格局发生变化，已经投入的资源很可能就会打水漂。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不掌握正确的资源分配方式，拥有再多的资源也无法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世界各国的财富分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富裕的国家并不见得一定是那些拥有最多自然资源的国家。许多国家，虽然自然资源颇为丰富，甚至令人羡慕，但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不发达，资源调配者——企业家不能足够地发挥作用，结果长久地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
这也是信息社会代替工业社会的原因所在。工业社会中，在相对固定的产业格局下，生产什么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又多又快地生产，或者说，最大的问题是怎样提高生产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又多又快的生产在许多方面已经变成现实。而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则转而成了最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旦犯错，生产能力越强，造成的损失越大。如果决策失误，工厂生产出一大堆消费者不需要的商品，结果只能是库存增加。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当然是一个信息问题。所以，如何高效快速地传递、表达、共享、积累、分析信息，就成为现代社会最重大的课题。而在这方面可以大显身手的计算机也就顺势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角色。
由于资源调配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因此能否最大限度地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最理想的资源调配者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家。而市场竞争的作用之一就是在人群中发现、挑选出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以合法手段赚到大钱的企业家可以被看作就是通过了考试的合格人才。他们赚到大钱，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而优秀的资源调配者掌握更多的资源，这种局面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另有一种选择资源调配者的方式，那就是根据政治地位的高低。官职越大的人，越有权力调配资源。这其中显然存在着某种错位。官员升迁的过程虽然也是一个淘汰过程，但在挑选优秀资源调配者这方面，官僚体系的淘汰机制往往无效。因此，在调配资源方面，高官的能力远远不如取得商业成功的企业家。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求官员像企业家那样具有灵敏的判断能力，只能是一厢情愿。
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机开始在中国社会快速普及。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录像机也成为深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那时，拥有一台录像机是十分惬意的事情。好看的电视连续剧，其他人只能按照电视台的播放速度慢慢看，而有录像机的人则可以弄来录像带，痛痛快快地一下子看完。另外，遇到好的电视节目，可以用录像机录下来，以后随意反复看。有了录像机，人们还可以通过借录像带，看到许多电视中看不到的时新节目。
种种好处，让录像机一下子成为人们热衷追求的商品之一。但当时中国企业还没有生产录像机的能力。磁鼓等核心部件要求的技术条件很高，中国企业一时达不到。录像机市场基本被日本企业的产品占领——实际上全世界的录像机市场基本上都被日本企业占领。
那时的录像机卖得很贵，日本企业的利润很高。中国企业也很想在这个市场中分一杯羹。各地逐渐创办了一些录像机厂。不过，政府的主管部门不打算让这些企业自由发展录像机产业。他们打算集中力量办大事。
此前，中国的电视机产业的发展颇为分散，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各地纷纷开办电视机生产企业。结果，电视机的生产看上去既分散又落后。其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各地的电视机生产企业都是地方政府主导下创办的，没有遵照企业发展的正常经济规律。但在总结电视机生产分散混乱的经验时，政府主管部门却把原因归为市场的自发经营。因此，在生产录像机时，政府决定采取集中化的方式，以避免重复电视机生产的浪费。于是，就有了第八个五年计划中的“全国录像机专项工程”关键件龙头项目。
当时国内共有十多条录像机生产线，政府主管部门决定，把全国九家录像机定点企业联合在一起，组建成一座大型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录像机生产龙头企业。
这显然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计划经济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特点，那就是“效仿性”。制定计划的人必定要效仿现实中存在的某种生产模式。他们不可能创新，因为没人能计划未来的、不存在的东西。苏联的工业体系实际上就是效仿美国二十年代的工业格局，并将其僵化下来。那是一个大工厂、流水线、巨型企业的格局。如果这种工业格局能够一直有效，那么，苏联还真有机会赶上美国。可是，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必然会发生的，美国那种大工业的格局早就发生了变化和调整。福特汽车公司就是因为不能适应这种市场变化，即使有辉煌的T型车，还是被通用汽车公司一举赶超。但苏联一直到解体时，都是坚持这种好几十年以前的产业格局。计划经济天生无法应付变化。
中国政府计划录像机的生产时，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希望通过集中录像机的生产来取得技术和规模的优势。这种想法取得成功的基础是：录像机一直是消费者欢迎的商品。在当时那些做计划的官员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日本企业不是通过录像机赚了不少钱吗？可惜的是，偏偏就是这个无需论证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2年，按照政府的计划，国内九家录像机企业共出资20亿元，成立了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专门生产磁鼓等录像机关键部件。1994年4月，产品开始量产。6月，华录进一步与日本松下合资成立了华录松下公司，各出资240亿日元。一时间，华录公司欢欣鼓舞，就等着接下来在录像机市场上大把赚钱了。
可是，天不遂人愿。华录公司刚刚完成投资，厉兵秣马，准备大干快上之时，1995年，市场风云突变，VCD出现在市场中。现在看来，VCD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产品，但光存储代替磁存储确实是大势所趋。在新产品的冲击下，录像机一下子成了过时的产品，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很快退到市场边缘。国内录像机的年销售量从300万台骤减到40万台。而且，今后只能是继续减少，再也不会出现增长。
市场的突然变化，让华录公司措手不及、无法应对。生产出来的录像机机芯大量积压，从国外进口的先进设备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公司成立时的几十亿投资的银行利息却快速增加，企业一下子陷入亏损境地，亏损额迅速达到几亿元。400多名职工成为华录公司所在的大连市的第一批下岗职工。
后来，华录公司通过艰苦的努力，转变产品结构，调整产业方向，逐渐摆脱了破产的困境。华录公司并不是失败的典型。但可以说，政府主管部门集中力量办大事，想要通过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来谋得录像机产业优势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也许有人会把这种失败归因于运气不还。谁能想到录像机市场会那么快地衰退呢？是的，这种预测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非常难。但正是因为非常难，所以，应该由自负盈亏的企业家去在市场中尝试。政府官员在这方面根本没有优势。
华录公司的创办完全是政府官员意志的产物，结果是惨痛的失败。而后来华录公司通过积极调整产品结构，顺应市场需求的变化，逐渐实现好转。这时，华录公司更依靠的是优秀的企业家的能力。
现代社会中的工商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产业调整，但这种高度创新性的工作是不可能依靠政府来完成的。政府只会在既有的格局下简单地扩大投入。实际上，不仅是政府，内部结构复杂、管理官僚化的大企业在这方面同样没有优势。因此，国际上许多大企业是依靠收购有创新能力的小企业来解决产业调整问题的。
也就是说，在产业快速变化、市场需求难以把握的现代社会中，如果政府还以固有的思路，动辄集中力量办大事，必将遭遇非常高的失败率。少数成功者，也不足为训。他们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力更强，而是因为政府投资敢于冒过分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一般企业家不敢承担的。而一个率性大胆的政府对于纳税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其鲁莽的举动很可能因为风险过大而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正确的办法不是试图改进政府的经营能力和市场判断能力，而是让政府彻底从市场中走开。政府的力量看似强大无比，但面对经济规律，再强大的力量也不可能与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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